《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原典意义上的“坐而论道”与“起（作）而行之”，对应了彼时治国理政的主体——王公与士大夫。“王公”之“坐”与“士大夫”之“作（起）”只是表象，其深层逻辑在于某种朴素意义上的政务与事务分工，前者的判准在于“论道”，后者的判准在于“行事”，职司明确方可施治有序。

但随着时代发展，此典语义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今人已惯用“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表达了“行动胜于空谈”的意思。

古代帝王在决定关乎江山社稷朝纲皇权的大事时，常邀文臣武将一同“论”之。历史上有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等，都可谓“坐而论道”，“论”出了大道理、好策略。这种“论”不是空论，是有根有据的论。“论”后须落实到行动上，仅论不做是成不了事的。

清雍正朝进士彭端淑所著《白鹤堂文稿》讲了一个故事：“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

这个故事说明“坐而论何如起而行”。现实生活中，各种大会小会、研讨策划，也可以说是“坐而论道”，领导者利用会议了解下情、集思广益，与会者一起交流经验、探求良策，亦不无益处。

关键在于，不能一味地“坐而论”，以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停留在“纸上谈兵”。

 “坐而论道”与“做而论道”，虽一字之差，但却是“空谈”还是“实干”的作风之别。新时期的“时代楷模”廖俊波刚到政和县时，为寻求脱贫致富之道，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马不停蹄地下乡、进企、入户……

“能到现场就不在会场”，这是他的口头禅。廖俊波不是不开会，而是在开会作决策前，将瓶颈问题一一找到，有的放矢。他在调研了两个月的基础上，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连开三天会议，讨论当地发展问题。这样的“坐而论道”，看起来是“务虚会”，却真是“务实会”。也正是把准了症结，他利用四年时间，让政和县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十佳”。

“做而论道”，不仅贵在“做”，更在“做”后坚持“论道”，及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摸出规律，留给后来者作路标。

古代大禹治水的“疏导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的“鱼嘴分堤法”，都给后人留下了治水之道。当代林县引水的红旗渠、兰考锁风沙的泡桐树、东山遍野的木麻黄、晴隆治贫的“晴隆羊”、太行山的“绿岭核桃”，不就是人民公仆靠迈开双脚，深入基层，扎根群众，访民问计，才摸索出的脱贫之道吗？

创造一个美好社会，就应从“做而论道”开始。

（总公司办公室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