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善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畏惧，更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自觉，表现为对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法纪或规矩、道德或公义等的敬畏。“善怕”才能识大体、知进退，做到心不放逸、行不放纵。

“善怕”是一种清醒。包拯年少求学时，品学兼优，在学子中很有名。当地一富豪想结识包拯，便邀请他和一名李姓同学一起到其家中做客，当李姓同学准备欣然赴约时，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尽管包拯当时年纪轻轻，但他面对诱惑时表现出的目光远大和清醒自持令人敬佩。这就是“善怕”的生动体现。一个人有了这种“善怕”，就能“不畏浮云遮望眼”，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原则。

“善怕”是一种定力。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外求学时，由于家境贫寒，每天只煮两升粟米粥，冷却后用刀把粥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分食。有位家境殷实的同学对范仲淹非常钦佩，让其父亲给范仲淹送来丰盛饭菜，范仲淹婉言谢绝道：“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意思是，我已经习惯吃粥，如果吃了这样的美食，恐怕再也吃不下冷粥了。范仲淹面对美食时的顾虑，无疑是一种“善怕”，以这种“善怕”作定力，必然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忘初心、不改初衷。

“善怕”是一种境界。邓小平同志说过：“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这道出了共产党人对于“善怕”的理解和态度。从“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的任弼时，到“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的彭德怀，再到“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的杨善洲……他们以对党、对人民、对权力、对法纪的敬畏之心，标注了共产党人“善怕”的境界和高度。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现实中，一些人之所以铸成大错，就在于缺乏“善怕”之心。心有所畏，其业可成；行有所畏，其事可成。当我们把“善怕”作为人生必修课，加强理想信念、道德品行、法纪素养、意志品质等方面淬炼，摒弃贪欲心、享乐心、攀比心和侥幸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规规矩矩用权。（总公司办公室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