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宝贵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是小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当弟子司马牛问君子为什么能不忧不惧时，孔子从守义的角度掷地有声地回答：“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人蔺相如携璧出使强秦，为国家大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秦廷之上理直气壮地斥责秦王上下；而面对廉颇的鲁莽冒犯之举，蔺相如又能为国家利益计而甘受个人委屈。蔺相如的故事生动演绎着“勇者不惧”“义以为上”的品格。司马迁对此热情赞叹道：“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礼记》讲：“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孔子曾经在门人面前称赞颜回的聪明睿智，一向以勇猛自诩的子路不服气地问老师，如果您行军打仗，将会和谁一起呢？孔子回答道：徒手与虎搏斗、赤脚横涉河滩，如此死掉也毫不后悔的莽夫，我是不会和他一起共事的；我要一起共事的一定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亦有史载，孔子常常批评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怵惕之心，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但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中庸》开篇强调道义不可须臾而离时，就指出：“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时，万山丛棘中的“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磨砺出他“不动于心”的定力与大气。这种静气和锐气，在王阳明带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时得到了生动体现。据王门弟子钱德洪所撰《征宸濠反间遗事》载，军旅中的王阳明不顾战事繁忙，坚持与门人讲学问道。一次探马来报前方战事失利，弟子皆惊惧失色，阳明接待完报信者，徐徐就座，神色自若地重拾中断的话头继续讲解。很快又有探马来报前方叛军大溃，弟子皆喜形于色，阳明接待完报信者，仍徐徐就座，神色自若地继续讲学。有人请教得胜之术，阳明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与进取锐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机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孔子在陈、蔡之间弦歌不辍、修礼作乐而不休，体现的就是其于困境之中坚持克己成己、进德修业的勇猛精进品格。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等种种困难，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总公司办公室转载，作者：沈壮海 刘水静，分别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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