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经》凡五千余言，引导人们突破眼前狭小空间的限制，把思维拓展到广袤的宇宙，启示人们自由地去探索未知世界。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道家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术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之一。《道德经》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据统计，已经被译为73种语言文字，凡数千种，其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结合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美国经典中的〈道德经〉：文本、传统与翻译》（2017）文后提供的《道德经》英译目录与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整理的“《老子》译本总目”（2019），通过对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图书网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文献联合检索确认，截至2020年4月共有各类《道德经》英译本（全译本、节译本、改写本以及借《道德经》之名进行的创作本）562种。

《道德经》用语凝练、言近旨远的语体特色，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文学史上的奇葩和意义汲舀不尽的丰富宝藏。《道德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利用自然界实实在在的存在，以质朴的方式向历代读者宣讲着最玄奥的道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评述说：“原文的措辞极为模糊、简洁，从来都没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被包裹进如此狭小的空间。宇宙中散着一些人们称为‘白矮星’的星体。它们常常体积很小，但拥有的原子重量相较于它们的体积来说则异常巨大，以致这些星体表面的温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都高得多。《道德经》堪称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密度极高，且以白热程度散发着智慧之光。”《道德经》中词与词之间那种彼此限定的关系，不只是通常的表层意义上的限定关系，而是超越这种意义之上的思辨关系。这种语言与思辨能力的结合，构成了《道德经》独特的言说方式，使构成它的每一个词语在其整体的相互联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与容量。《道德经》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其思想意涵的阐释从未停止过，这些各不相同的解读极大丰富了道家思想的哲学体系。道家“无为”“不争”“尚和”“贵生”等人生论、政治论思想受到解读者的充分关注，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全球化日益推进、文化冲突、种族冲突不断发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中国典籍《道德经》，结合各自的社会历史境遇赋予道家思想以世界性意义，使之有效参与人类文明的互鉴与互惠。

二

《道德经》文本虽然含宏万汇、言丰意赡，究其本质却是一本老子写给“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之人览阅的道德宝鉴。“无为”概念在《道德经》中特别重要，这个建议给圣王的策略十分简单，即是仿效水的无为、不争和善利万物。水无作为，却沉淀杂质澄清自我，滋养植物生长。与之相似，真正的圣人总是无为，那种耽于学习与实际事务的人的深思熟虑的“有为”，总是徒劳无功。

1988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句，将《道德经》英译推向一个历史高点，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英译《道德经》，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最终以13万美元购得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 Mitchell）译稿的出版权，该书出版后短短八年间，总计发行55万余册，其版权之高、发行数量之大，影响之广泛，在《道德经》英译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能够在众多英译本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源自译者米歇尔对《道德经》“无为”“不争”等治理思想的深刻体认，不仅迎合了赞助人的需求，也满足了经济滞涨时期人们从中汲取管理智慧、推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2011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就职演说中援引《道德经》“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道家“不争”思想践行《联合国宪章》的时代精神，将这一智慧应用到工作中，与各国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求同存异，消除争端，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管理学者约翰·海德基于《道德经》释解而作的《领导之道：〈道德经〉的远古智慧》（The Tao of Leadership：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 1985）和《领导之道：新时期的领导策略》（The Tao of Leadership：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a New Age， 1986）两部作品获得意想不到的关注。夹杂着《道德经》英译、阐释和个案分析的《领导之道：〈道德经〉的远古智慧》至今保持着每年重新刊印一次的速度。如《道德经》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海德从现代领导和管理角度出发，推出英译及其阐释：“英明的领导者会在团队中建立起一种清新而和谐的氛围，在此环境下团队以健康的方式自然运行。领导者沉默不言，团队依然有序运转；领导者不强制管理，团队依然发挥着自己的潜力；领导者无私奉献，团队成员也都尽心尽力。身教而非言传，才是好的领导。”

三

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尚和”的传统，“和”的理念源远流长、代代相传，被孔子视作最高的文化成就，也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关系场域焦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中国文化意识中的重要性。“和”的概念涵盖“和谐”“和谐状态”“和谐性”等，强调个人以及个人所处的一整套关系。如何能够做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所处的宇宙万物的和谐相处？《道德经》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视”对此提供了回应。儒家和道家或隐或显都把“生”（“命”/“气”/“形”/“神”/“性”）认识为某种由种种互补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和产生自身运动的不断进行的过程，《道德经》有：“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处埋伏着危险，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故应防患于未然，方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更是将“生”代替“人”，而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认为“生”是“道的别体”，是道在天地间的具体显现，无生命即无大道。道家生命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尚和”“贵生”，取决于老子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使道家的哲学具有一种本质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为近世学者寻求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面对战争的到来，宗教组织瘫痪，即使名望很高的学者和教会领袖也无法把人们从战争的阴云中拯救出来。劫后余生，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他们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寻找到一种植根于自然本能、追求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样态，认为只有这种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才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主张和谐的观点，引起一大批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学者的共鸣，他们认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学者们在与东方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发现《道德经》中反战、斥战的和平理念对缓解社会的冲突与动荡具有时代性的意义。他们厌恶争斗，反对穷兵黩武，向往老子所描绘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平生活状态。以亚瑟·韦利为代表的西方译者大多在英译《道德经》文本中凸显“和平”“反战”理念。

各种不同思维视域或文化背景的相互交融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精神努力趋向，人类传统的地方框架的时空经验正嬗变为全球的经验“座架”。《道德经》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五千言，蕴含无比丰富的哲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国际汉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道德经》因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且影响巨大，被尊为“汉学中的汉学”。在国际社会谋求对话和交流的大背景下，对《道德经》思想意涵所彰显的世界性意义的剖析，不仅有利于新时期中国文化海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反观自身，获得发展的内驱力。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能够有效回答“传统”在与全球化的遭遇中走向何方、如何秉承“传统”并实现“转化性创造”等世界性问题，为新时期的古今、中西文明互鉴提供典范意义。

（总公司办公室转载，作者：王华玲、辛红娟，分别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德经》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