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0日，胡适撰文《我们走那条路》，提出“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一是贫穷；二是疾病；三是愚昧；四是贪污；五是扰乱。他还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而愚蠢也好，愚昧也罢，都指向了一个人的思想状态。

　　不过，这种事极其敏感，不能随便提，更不能有特定的指向。如果你说一个人愚蠢或愚昧，对方十有八九和你急，甚至反问：“你可以诋毁我的人格，但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也就是说，不少人会觉得自己是聪明的，起码不傻，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晓之以理也不行，除非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愚昧的，需要进步的。因此，我们经常的做法是：即使看出对方思维上有什么破绽和漏洞，也要恭维说有思想、有见地。

　　人为什么会愚昧？想必也很好理解，除了先天因素外，主要缘于知识的浅薄和思维的懒惰，也可以说“不肯学”和“不肯思”。知识一旦浅薄，面对一些突发事故或意外现象就不会思考；思维一旦懒惰，出现问题时就习惯于依赖经验，缺少一定的洞察力和决策力。

　　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力有所不足，会主动学习，远离愚昧。而有的人，既不学又不思考，还觉得真理在握；与这类人交流，就困难得多。所以说，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有进步的机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是最大的麻烦。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不少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将矛头指向了国民的劣根性，其中之一就是愚昧。因此，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鲁迅想要改造国民性。孙中山作为一个实践家，认为要对民众进行训导，他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

　　随着长时间的启蒙及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不说国民性整体改造如何，起码国人在摆脱愚昧这一点上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尚不足沾沾自喜，因为当下之国人在思想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知识没思想，所谓我们不生产思想，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二是懒得思考，觉得那只是徒增烦恼，遇到质疑，就把狡辩当本事，争点口舌之利；三是独立的思想太少，时常是人云亦云，顺水人情的吹捧多，真知灼见的批评少。总体说来，这些都与思维的懒惰有关。只是有的是想思考而不得要领，有的是不愿思考。

　　还有的人善于思考，有一定思想，可惜这种思想具有毒性。学者罗家伦认为，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三种毒素：奴性的思想，专制的思想，昏乱的思想。所以他倡导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

　　从今天的舆论场来看，这三种毒素依然存在于许多人的头脑中。以奴性思想来说，不少人对于“为民代言”者，认为那是“为国添乱”。这些人尽管手上没权力，但嘴上经常喊打喊杀，一派专制作风，气急败坏之下显露出的实乃蒙昧无知和思想的昏乱。

（总公司办公室转载  作者：化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