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所有的世界文明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能够保持其文明的原生状态，并一直发展延续下来，继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只有中华文明。

不能简单地拿人家的一套模式、一套道路来规划中国的东西，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政治上的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的意志和精神、“家国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制度，是中华文明的三大根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义制利，以道制欲”、“中为大本，和为大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世界上国家太多，民族也太多，要作比较，确实非常困难，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早就提出，如果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来研究欧洲历史会比较困难。因为欧洲的国家小，民族很复杂，而且变动特别多，历史上的分分合合太多。所以，他提出，要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最初，汤恩比把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文明分成21个文明，其中，有五个是原生性、原生态的文明，即古埃及文明、米洛斯文明、苏美尔文明、安第斯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能够保持其文明的原生状态，并一直发展延续下来，继而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文明为数不多。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文明——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中国的文字，从商代的甲骨文，一直到今天我们书写的汉字，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样，以这些文字为载体的文化系统，甚至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包括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几千年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跳出西方模式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近代以来，我们认识中国，最初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包括严复、梁启超等等，都是大力引进西方的各种观念重新来衡量中国历史。十月革命以后，我们用苏联的那一套核心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都是用一个外来的东西来衡量自己。今天，能不能真正做一点独立的思考，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

1919~1920年，梁启超到欧洲去的时候，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后果，接触了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后来，他对之前自己热情宣传过的那些西方的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功利主义、物竞天择等等进行了反思。他提出了对中国要重新认识的观点。同样，孙中山先生最初也非常热衷于西方的那些核心观念，在革命过程中，他也陆续考虑到要怎样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晚年的孙中山在广州作了“三民主义”的演讲，特别强调了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远高过西方。在日本神户，他发表演说，建议日本发扬亚洲的王道而不要学西方的霸道。实际上，这一代人已经在重新思考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后来因为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的成功，一段时间内，我们又转向学习西方，甚至全面学习苏联了。我们怎样按照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来思考自己？这个问题一直拖了很长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恢复了越来越多的民族自信，我们才有可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自己的历史。

我们是一个巨型的国家，巨型的民族，巨型的文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写了一本书《论中国》，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辛格在他的书中也谈到，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文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的GDP中，曾经占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直到近代落后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真正走对了自己的路，我们用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个概念，就是在追求自己的路。有人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基辛格往中国跑了几十次，终于对中国有了一些认识。我们不能简单地拿人家的一套模式、一套道路来规划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的三大根底

支撑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至少有三个大的根底。

第一个根底，自从秦汉以来，我们就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统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研究了世界各种文明，他谈到了每一个文明的形成，都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从混乱走向统一，形成统一国家，实现统一的和平。这是各个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自从商周以来，各种小的邦国就已经联合起来，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我们就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代表的大一统的国家，它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唐代柳宗元写的《封建论》对秦始皇的“家天下”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大一统国家下面实现了真正的“公天下”。郡县制的治理形式能够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间，特别从社会底层中选拔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他们可以做宰相，可以做各省部的各级管理人员或者县级的管理人员；汉代选拔孝廉贤良；而隋唐用科举制，科举制最大的特点，包括选举孝廉贤良等都是从社会草根中间选拔一大堆人进入到国家管理层中去，这是所谓的“官僚治国”，现在的西方称为公务员制度，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权利、财富等能够很自然地流动，不是固定的。平民经过选拔参与国家治理，国家上下各个阶层都有了很大的流动。从唐宋以后，中国做宰相的有一半多出身于平民。这也就使得中国大一统国家早已形成了一种“精英治国”。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所谓“毛泽东的中国”、“周恩来的中国”、“刘少奇的中国”，实际上他们的治国理念有很大的差异。可能周恩来的治国理念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大一统的治国理念；而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更多地是想造官僚主义的反，他的理想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每个地方都成为一个公社，公社领导人由民众选举，随时可以罢免，公社领导人都只能拿低工资。但是后来，毛泽东发现自己错了，他亲自抓的试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但没有形成所谓真正自由的选举，相反变成了派别斗争、派系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地方。中国陷入了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当时，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夫子的名气是很大，但实际上，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这套东西是行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了“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最重要的是这句话——“百代都行秦政法”，他发现秦始皇以来的郡县制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治理国家的模式，有它的合理性。毛泽东的这一首诗实际上是他几十年来治国的一个总结，一个反思。实际上，中国的大一统是非常成熟的，郡县制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有这样一套国家管理制度，能保证中国一直不分裂，即使分裂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会重建中国的大一统。

第二个根底，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意志和精神。汤恩比在世界各种文明比较中谈到第二个特点，就是所有世界文明都能形成统一的教会，统一的宗教。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相比，为什么很多文明没能够延续下去？因为他们的统一教会和宗教带来了不断的宗教纷争，甚至长时间的宗教战争，最终导致了这些文明的衰落甚至瓦解。而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实际上没有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教会，但是中华民族早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意志，共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国的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儒学最大的特点是讲每一个人现世的生活。从孔夫子以来，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为君子，甚至人人可以为圣贤，这都是人自身的修养。《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中国的民族精神不是每个人都归于上帝、归于释迦摩尼，而是每一个人都承担起对自己、对家庭、对乡里、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所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精神的最高民族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人能够挺身而出，让中华民族迅速实现复兴的动力所在。

第三个根底，中国早就形成了一种“家国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制度。刚才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就是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连接在一起了，这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建设。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不是今天才有的。最近，我们刚刚做了一份1400万字的家谱资料，从4万多种家谱中间，选入了家谱中间很多有关于教育的资料、社会保障的资料，还有许多现在的史书中没有的传记，都非常珍贵。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家族在社会保障方面其实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进行义务教育、保证家族的成员以及乡村的子弟能够受到基本教育方面也有着非常深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建设。就国家层面上来讲，比方曹操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包括到隋唐的均田制，做的就是土地改革工作。把所有空旷土地都要分配给直接生产者，让他们占有，一部分是可以永久占有，即“永业田”，一部分在他们死了之后回收进行再分配。几千年来，这种制度保障了生产者有自己的土地，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这是国家的责任。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核心观念，或者说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第一，政治方面，中国人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几千年来大家认同的、不可动摇的核心观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一次讲话中也专门讲了这段话，“民惟邦本”——只有民才是国家唯一的根本。汉朝初期的贾谊，在《政本》中特别介绍了这段话，“民惟邦之本，民为国之本，民为君之本，民为吏之本”；他还讲到“民为国之民，民为君之民，民为吏之民”；以及“民为国之公，民为君之公，民为吏之公。民为国之吏，民为君之吏，民为吏之吏”。说的就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命运，也是生命力之所在。所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这一观点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政治伦理的核心。

第二，经济方面。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经济，一直是以农耕文明为自己的根本，所谓“农本社会，农为本，商为末”。商业虽然非常繁荣，但不能自己生产。近代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的核心观念是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都是经济动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观念。后来，边沁提出来利益最大化，包括霍布斯等都鼓吹利益最大化和功利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早就有了这些，比如先秦时期杨朱提出的“拨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人，这种观念曾经风行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把“利”和“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是“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其实，从孔夫子孟子到宋明理学家，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强调的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利、利己，而且一定要利他。不仅仅要谋私利，还要谋公利。所以，中国经济伦理中一直强调的虽然不是否认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但是同时一定要把“义”字当先。这个“义”就是一定要把整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把公共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样，每个人都有各种欲望，但人不能无限制、无止境地满足个人的欲望，更不能不择手段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有一个“道”在前面。以道来制欲，每个人的欲望都要有所克制，有所限制，这就是道。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文化上有多大的追求。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的体力也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追求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人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道的追求上，这也是中华经济伦理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核心观念。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要统筹兼顾：统筹城市与乡村，统筹工业与农业，统筹中部、西部和东部，这实际上都是考虑到“以义制利，以道制欲”。

第三，文化方面。社会伦理或者社会文明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中庸》中所讲的“中为大本，和为大道”。所谓“中”就是考虑任何问题时必须考虑到空间上的四面八方，必须考虑到时间上的过去和未来。“中”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世界观，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它看到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存在，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讲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一物都是由对立的两个面组成的，有了对立面才能产生新的思维，万事万物都是矛盾运动的产物，所以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是简单的“调和，折中”，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世界观。正是因为承认国家和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怎么解决这些矛盾？最终是要追求对立面的统一，即“和”，强调的是矛盾渐进式的解决。

我们提出来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讲就是“中为大本，和为大道”的现代表述方式。中华文明中的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易经》、《周易》中讲到的——“德施普尔，天下文明”。现在有人发表“中国威胁论”，说中国从古代就是一个扩张的国家，有朝贡的贸易体系。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有那么多周边的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来朝贡，如果讲贸易，我们是亏本的,因为，人家来送一点点奇珍异宝，而我们却要回馈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明代有很多国家来朝贡，后来明朝财政吃不消了，将以前一年进贡一次改为三年、五年来一次，后来干脆让他们不要来朝贡了。中国历代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德施普尔”，就是以道德文化的普遍交流和繁荣作为对外交流的根本。中国传统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从孔子的观点看，更多是文化上，而不是种族上的，他强调要用先进的文化来影响其他的国家，同样广泛吸收外来的文化充实我们自己，这是一种真正的“德施普尔”。还有我们追求的“天下文明”，普天之下都进入到文明的世界，这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在正在迅速发展中，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世界责任。中华文明每一次的大发展都是广泛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充实自己、丰富自己而实现的。比如唐宋时，我们广泛吸收了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我们还从西方，从西亚、中亚等地区吸收了许多伊斯兰文化的优秀成果，赢得了唐宋时期的巨大发展。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吸收了很多东西充实自己。但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吸收这些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让自己的文明历久而弥新。当今的中国必须承担起对世界更大的责任，我们要用一套新的世界观念、世界秩序、世界伦理倡导于世界，谋求全新的世界新秩序，这是我们的责任。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只有采取这样一种谦虚、严谨、认真的态度，我们的历史才能够更好地让我们多一点智慧，多一点责任，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多一点贡献。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     闻君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