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的任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艰巨和复杂,改革的要求不仅不能放松反而更加紧迫。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正确认识、把握和回答什么是改革红利、为什么要强调释放改革红利、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等问题,对于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力地推进改革,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改革红利
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快速发展,关键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在经济全球化的一定时期提高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我国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城乡大量富裕劳动力,有低价格、比较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加之有相对较低的资金利用成本,使经济发展享有了“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储蓄红利”。综合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具备,但当时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却非常有限。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国改革事业30多年的奋力推进,使得原有的生产要素资源得到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发展潜力得到释放,才有可能创造改革发展的“中国奇迹”。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但通过改革破除了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这正是我们所讲的“改革红利”。
红利,原本指的是股份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推而广之,由投入带来的发展可以被称之为发展红利。发展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条件的,但制度会带来交易成本,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坏的制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改革就是对制度的一种调整和改进,是好制度取代坏制度而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制度红利”。在此基础上,就容易理解什么是“改革红利”了。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我们称之为“改革”,通过这种“投资”方式所取得的特殊“利润”——改革成果,即为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进而带来超过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能获得的增量收益和回报。“改革红利”应该是制度红利和新增发展红利的叠加,是制度变化之后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实质是由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
如果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的概念抽象化、一般化为“价值”形态,并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方法,则可以将“改革红利”称之为“盈余价值”,“盈余”即为“多出来”之意,即“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的途径使得现有要素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产出价值。西方经济学在阐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时也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也就是除去要素数量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之外,剩余部分则是由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要素质量提高带来的“赢余”或“多出来”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在这种意义上讲,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获得超过在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财富产出的那部分价值形态,即为改革红利。
从“改革红利”的定义和本质来看,“改革红利”的内涵至少应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是创造改革红利的前提;第二层,通过要素资源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使制度红利进一步转变为发展红利,是创造改革红利的支撑;第三层,创造改革红利离不开公平公正地分配改革红利,只有做到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才能为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提供保障。
为什么要强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今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必须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减速趋势,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非常突出,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惠民生,保稳定,每一项任务都很艰巨,也都离不开深化改革。例如,要健康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障碍,没有改革开路,没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等制度创新,很难有序释放城镇化内需潜力。
释放改革红利不仅是发展的需要,也存在很大的潜力和空间。李克强总理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完善过程中,靠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还有巨大潜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巨大的空间”。
从政府层面来看,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很大潜力。“改革红利”的第一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的前提是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就是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是减少和放松管制,不断向企业、社会和个人放权,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就是放权放出来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转出来的。目前,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高地位,行政性垄断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服务型政府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因此,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潜力很大,应当成为我国未来改革攻坚战的中心环节和着力点。
从市场层面来看,要素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还有巨大的潜力。“改革红利”的第二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依赖于发挥市场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支撑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最重要的信号,而我国的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还不能真实完全地反映资源价值,还不能充分发挥对经济行为、利益关系、经济活力、经济结构的积极调节引导作用,还不能为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强有力的支撑。受到改革滞后影响,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还存在很大障碍,没有得到最优化配置。通过价格改革和破除垄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还有很大的潜力,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从社会层面来看,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改革红利”的第三层含义指出,创造改革红利必须公平公正地分配改革红利,这是改革三十多年后利益关系变化的要求,是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的保障。事实上,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是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说我国前30年的改革,主要是广大人民创造改革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三十年应当是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的时代。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原则和路径
目前,关于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大家认识比较一致。关于深化改革的内容和重点虽有分歧,但分歧不大。比较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集中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上。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深入研究讨论,科学把握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第一,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改革就是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毋庸讳言,近些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过大、官员腐败寻租、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等,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非议,甚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产生怀疑和动摇。对此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的方法去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不应因为具体问题而怀疑和否定改革的大方向。
第二,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各方面要求加快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但改革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难度也在加大。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更深层的利益关系,涉及更广泛的领域,要求更综合的配套,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的鲜明特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改革相互交织在一起,改革真正成为一项系统的庞大工程。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只要真能以壮士割腕的决心和意志推进改革,相信不仅能够改变观念,也可以调整利益。
第三,深化改革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少人认为改革的方向已经解决,改革主要是靠问题导航,解决具体的问题。现在看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复杂,更加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精细设计。未来改革应该加强理论指导,强化顶层设计,有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前研判未来风险点在哪些地方,有准备有预案。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就是强调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第四,要继续允许“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而是要把顶层设计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把20年后的改革任务路线图和时间表都设计得很清楚也有难度,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坚持搞好顶层设计,从全局上对改革的整体思路、战略取向进行通盘考虑,以加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积极汲取广大人民的改革智慧,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载于2013年06月14日光明日报 作者:慕海平 张占斌 闻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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