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批判与爱，缺一不可。而价值尺度是一个极为要紧的东西，没有价值尺度，你的批判就是骂街，没有价值尺度，你的爱也只能是花痴。

　　●人生而平等。这个观点并不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意识到“人是平等的”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历史。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寻找平等的历史。

　　●价值失缺的严重后果就是文明程度的进一步下降，对崇高的诉求为零、对尊严的诉求为零、对体面的诉求为零。

　　●时代的变化首先落实在语言上，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活动其实就是语言的活动，“三句话不离本行”，本行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一　　现实主义

我们在研究小说和欣赏小说的时候时常有一个误解，关注现实、描绘现实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其实，在中国，现实主义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实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原则上这没有错，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典型意味着什么呢？差不多就是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我们的现实主义最终成了一个和现实无关的东西。

所以，在我这里，一直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否认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同时我又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我一点也不矛盾，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实践和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了很大的出入。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人，同时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拥有现实情怀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点要求。那么，什么是现实情怀？我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爱。批判与爱，缺一不可。我不是什么博学的人，更不是什么伟大的人，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个好老师就是雨果，他说：“在绝对正确的正义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踢在了我的屁股上，一脚就把我踢到文学青年那里去了。渴望做一个拥有现实情怀的人，和渴望做一个人道主义者，在学理上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居然拧成了同一根绳子。人道主义始终是我的一个尺度，我的爱用的这个尺子，我的批判用的也是这个尺子。所以说，价值尺度是一个极为要紧的东西，没有价值尺度，你的批判就是骂街，没有价值尺度，你的爱也只能是花痴。

但是，写作毕竟有它很强的实践性，愿望并不能解决问题。我的写作是从现代主义入手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在写作上并不具备写实能力。一个小说家怎么不会写实呢？这句话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说的是真的。这么说吧，在写作《青衣》之前，我甚至不会塑造人物。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现代主义文学并不注重写实，也不注重刻画人物。中国的先锋小说正是从现代主义小说入手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先锋小说为中国文学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但是，先锋小说没有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提供人物，这是真的。大约在十年前，中国文学经历了一场回归，有人说，这叫回归现实主义，这个说法不准确。严格地说，是回归现实，回归写实。没有一个经历过现代主义文学洗礼的人，会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上去。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并不觉得进行现代主义小说的尝试是走了弯路，我不这么看。现代主义小说给文学带来了一次革命，那就是时空关系的处理。过去的写实作品是严格按照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进行叙事的，比方说，先写今天，再写明天，比方说先写一楼，再写二楼。现代主义打破了这个逻辑，它不那么玩了，它建立起了新逻辑，也就是内心的逻辑。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许多人都说看不懂现代主义作品，原因就在这里，两个逻辑系统不对接，当然看不懂。现在再也不会有人说那样的话了。现代主义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小说回到了作家个人，它实现了小说的以人为本。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头，我的小说都是写实的，但是，在技术上，融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技术，比方说，在时空的转换上，自由度更高了。不要小看了这个时空关系的自由转换，它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空间。换句话说，它压缩了小说的体量。《玉米》这本书是18万字，如果我没有经历现代主义这一课，同样的容量，30万字不一定能完成。

我还想补充一点，作为一个注重现实和注重写实的人，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勇敢地坚持个人内部的独立性，不能被外部所左右，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关键词二　　慈善

就慈善的外部特征来看，慈善就是帮助他人、有益于他人。打一个比方，饥饿来临了，给饥饿者送去馒头，这就是慈善。是这样么？显然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慈善，光谈慈善的外部特征是不够的。

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帮助的对象是什么？是人，是生命。这一来问题就严重了，慈善的本质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人、面对生命。

人生而平等。很遗憾，这个观点并不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意识到“人是平等的”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历史。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寻找平等的历史。这里头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所以，慈善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拿人当人”，这是基本原则，也是最高原则。还需要说得更复杂么？我看不需要。回到刚才的比方，饥饿来了，给饥饿者送去馒头，这可以是慈善，也可能不是慈善。说是慈善，那馒头里头一定伴随着对人、对生命的尊重，它在最大限度里保证了人的尊严；说不是慈善，这个也很好理解，施与者高高在上，或者说，施与者一直在“秀”他的善，好好的馒头成了“嗟来之食”。

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古代的“士”是不食“嗟来之食”的，这和“士可杀不可辱”是一个意思，我们把这样的行为叫做骨气，其实也就是尊严。这是个人选择，而“刑不上大夫”则可以看做是有关尊严的“制度关怀”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制度关怀”，这里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依然是个别人的事情，它和“众生”无关。它和真正的有关人的尊严的制度关怀无关。

但是，我常说，我们在谈论问题、讨论问题的时候，范畴是重要的，任何概念都有它的范畴，这是哲学的一个常识。离开了范畴，我们就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人文主义这个范畴里头，人的确是平等的，但是，换一个范畴，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一个范畴里头，我们就必须承认和强调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劳动能力，有些人的劳动力强，有些人的劳动力弱。可是，我们的分配原则是这样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这个看上去很平等，但是我想问，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不能劳动，他该不该有饭吃？回答是他必须有饭吃。残疾人也是这样，在人的生理性差异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人的不平等，重视人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就没有意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是大慈善，全社会都要关心它，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每一个人。所以我想说，好的社会就应当是这样的，用平等的心去看每一个人，同时，又用不平等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残疾人和健全人一定是平等的，同样，在一个好的社会里，社会一定会有区别地对待他们。

写小说其实也是一样，我不会说《推拿》有多好，但是，《推拿》的写作过程也帮助了我，让我学会了用平等的心去看待每一个小说人物，用不平等的方式去处理每一个小说人物。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在写作的时候时常提醒自己，第一，一定要拿每一个人物“当人”，他们一样，他们平等；二，一定要充分确认人的差异，他们不一样，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言语不一样，内心的活动不一样。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写作就是慈善，最起码，是一个慈善的行为。

关键词三　　崇高

也许我们该说说美学问题了。我们都知道，美学里有三个重要的美的形态：崇高、滑稽和优美。我们先说滑稽。

美的形态问题其实就是本质与表象的关系问题，在表象大于内容的时候，那就是滑稽。滑稽和幽默、搞笑有关，但是，不可以画等号。赵本山有一个小品，叫《相亲》，他演了一个八级木匠，他是这么解释八级木匠的：“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这句话引来了一片笑声。这就是滑稽。我们把问题换一换，如果一个大学里的讲师说，我是一个中级知识分子，你还会笑么？不会，你要是笑，你一定忘了吃药。可是，小品里的赵本山是一副什么造型？很土，很落魄，在这个造型面前，“中级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大概念，一个大帽子，毫不讲理地扣在了一个小脑袋上。“沐猴而冠”永远是可笑的。表象远远压过了本质，这就是滑稽。

把滑稽说清楚了，优美这个概念就很简单，优美就是本质与表象的和谐。“文质彬彬，而后君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优美是一种般配的关系，一种恰到好处的内外平衡。

崇高和滑稽一样，它也是不和谐的，不般配的，但是，意义上是相反的，它是表象企图控制本质、最终控制不了的一个形态。相比较于外部，本质有一种绝对的大，康德把这样的状态叫做“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他把那种“绝对的大的东西”称作崇高，崇高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

从物理上说，喜马拉雅是崇高，“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是崇高，从精神上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是崇高，“还我河山”也是崇高。无论是数学意义上的大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大，崇高都有一个特征：内部与外部有剧烈的对抗，存在着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崇高时常和悲剧紧密相连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文革，文革的美学形态最痴迷的东西是什么？大。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多年之后，一个叫王朔的作家站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反崇高”。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文革时期的“崇高”，那个“崇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大，这个千真万确，但是，第二个特征呢？是假，第三个特征则是空。常识告诉我们，在假面前，一切都毫无意义，大也是这样。

如果你告诉我，王朔所反对的是“假崇高”，我支持他，如果你告诉我，王朔所反对的是崇高，我保留意见。

我不想听别人说，以我阅读王朔的经验来看，王朔是反崇高的，假的他反，真的他也反。这就是王朔。

反对假崇高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我的问题是，一个作家可不可以不喜欢崇高，或者说，反崇高，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但是，有一件事王朔自己也没有料到，那就是他的影响力，王朔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文学，直接抵达了文化意义，他引领了一代人甚至更多。“冯小刚作品”直到今天依然没能摆脱王朔腔，这足以证明王朔的渗透力是多么的巨大。必须承认，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一个读者，一个作者，我尊重王朔，但是，我要说，他的武器是犬儒的。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或生存之道，我自己又何尝不犬儒呢？尽管如此，我依然要说，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它的坏处是极大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依然带有“千万别拿我当人”和“一点正经没有”的调调，我们的文化缺少庄重。——也许把这些坏处扣到王朔一个人的头上未必公道，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正经”地“拿王朔当人”，他对我们今天不良的文化形态有责任。

《推拿》是一部崇高的作品么？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我要说，面对《推拿》，我要求自己态度端正，说得大一点，有敬畏心。我不是没有受到过王朔的影响，受到过，如果你把我全部的作品拿出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本能告诉我，我是后来者，不该沉迷于犬儒主义。

说到这里我也许要跑题，我还是先把崇高放在一边，来谈谈我和盲人相处的事情吧，老实说，从我懂事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比盲人群族更有尊严感的人了。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他们都是非同一般的。老实说，这很打动我。他们看不见，可我看得见，在我的眼里，他们的言谈和举止带上了抒情性，有时候我很为自己惭愧。尊严感未必就一定要崇高，但是，犬儒绝对不行。我之所以把尊严感的问题说得如此严重，这跟我的基本判断有关，那就是，在当今的中国，尊严问题再也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缺少尊严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不要脸。老实说，在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不要脸造成的，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脸负责，我们需要要脸的文化，我们不能在挣钱的道路上越来越不要脸。我敢说，如果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像盲人推拿师一样有尊严，要脸，那样敬业，那样对待他人，中国人会喝三聚氰胺么？中国人会吃地沟油和注水猪肉么？一个人不要脸到什么地步才能对人类的食品下毒手？我们都是健全的人，我们睁开眼睛了没有？我们能不能花上一秒钟的时间看一看自己的脸？

我是一个经常开会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只要你好好说话，马上就有人说，假正经，这个是轻的，难听的叫装叉。人的勇敢其实很有限，我就不勇敢，所以，虽然我不太会耍贫嘴，但是，我也害怕别人说“假正经”。油嘴滑舌就是诚实，好好说话就是装，难道这不是今天的评判标准么？

都在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了，我一直在说，没有，没人相信我。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哪里是进入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了？只是进入了价值缺失的时代。价值的失缺跟多元化完全不一样，价值失缺的严重后果就是文明程度的进一步下降，对崇高的诉求为零、对尊严的诉求为零、对体面的诉求为零。只要有好处，有利益，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

关键词四　　语言

谈到语言，我想先说手机。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一个女孩的手机响了，她男朋友发来了短信，上来就是“你这个小贱货”。女孩子很幸福。如果我说，一个热恋中的男孩叫女孩子小贱货，女孩子因为这个翻脸了，我估计没有人相信。是的，谁会信呢？我都不信，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叫别人“小贱货”的人和被人叫“小贱货”的人都很幸福。

但是，任何东西都怕比较，一比较就有意思了。我们把时光追溯到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一个小伙子给一个姑娘写信，上来就是“小贱货”，我估计那会有些麻烦。从“亲爱的”到“小贱货”，你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时代的变化首先落实在语言上，语言的变化首先落实在恋爱上。

热恋中的语言最自由、最奔放，我这个例子也许不恰当，但是，无论例子恰当不恰当，我们语言正走在一条粗鄙化的道路上，这个结论是立得住的。

德国有个人叫顾彬，是个大嘴巴，我们都知道他，喜欢他的人不多。那一次在南大，他讲了一件事，是关于二战的。他说，二战期间，纳粹为了他们邪恶的目的，德语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的母语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德语被暴力化了，成了斗狠和杀戮的锐器。顾彬说，二战之后，德国在整理焦土的同时做了一件事，清理德语，清理德语里头的暴力倾向。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德国人的这个做法没有必要，希特勒都死了，纳粹也战败了，恢复生产、吃饭和就业才是头等大事，清理语言做什么呢？

语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小事情，你们会说，你是写小说的，你才把语言看得那么重要，这个说法很不正确，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活动其实就是语言的活动，“三句话不离本行”，这句话听说过吧？本行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特征。仔细琢磨这句话，你会发现，语言对人的控制力很厉害，在三句话之内就会体现出来。表面上，是我们在使用语言，骨子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甚至，是语言在控制我们。

我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叫粗鄙化，也就是语言的粗鄙化，语言的粗鄙化很容易迷惑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大事，其实，这件事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语言的粗鄙化直接导致文化的粗鄙化。在任何时候，文化和语言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我一直有些遗憾，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忘了做一件事，那就是好好地清理一下我们的文革语言。文革语言当然是暴力语言，是一种毫无尊重、毫无敬畏、毫无人性的语言。文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和今天的年轻人谈文革就像谈远古似的，可是，从文革过来的人大多都知道，它对汉语的影响是多么地深重，对今天的汉语有多大的伤害。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始终保持着和年轻人的交往，现在，我要讲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不少孩子是这样的：当他和你面对面的时候，他的言谈彬彬有礼，他所使用的语言在一个正常的逻辑体系里头，然而，一转眼，他进入了网络世界，吓人了，他所用的语言简直让你不敢相信。我想说的是，我们在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时常觉得我们在面对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这是一个轻松的说法，事实上，这里头有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分裂。人格分裂的基本标志就是一个人在使用不同的语言体系，这不是一个有趣的游戏，我可以说，由语言形态所呈现出来的人格分裂，迟早都要付出代价。

　　(作者 毕飞宇 载于《新华日报》   闻 君  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