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阐释了“中国梦”后，“中国梦”一词开始成为社会热词，并成为全国人民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的动员令。那么，“中国梦”一词是怎样出现的？社会各界人士如何讨论“中国梦”？外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梦”？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据专家考证，最早使用“中国梦”一词的是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他在《德祐二年岁旦》的诗中有“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的句子。2008年3月1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台湾记者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这句诗，从而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

进入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有志之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做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梦”。在中国人民寻求“中国梦”的过程中，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发起了寻找“中国梦想”的征文。1932年11月1日，该刊主编胡愈之向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封，征集两个问题的答案，即：“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但那时已经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全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前夜，许多人对此不感兴趣，只收回了160多份答案，该刊共刊发了144封来信，其中有不少人表达了渴望民族复兴的愿望。如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梦想未来的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实业家穆藕初概括为“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梦想的“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是个共老共享的平等社会”；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是真的大众”；新闻记者楼适夷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将是中华民族自主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有些人对未来比较乐观，如外交部部长罗文干梦想“政府能统一全国”，“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梁漱溟说“在我心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教育家马相伯称未来的中国“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作家郁达夫希望“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也有人直接表达了希望迈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望，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希望“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未来的中国是“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银行家余寰澄梦想“未来中国，一定是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希望未来“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努力充实国防，以保障整个民族的安全”；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梦想的“将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也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作家对未来表示悲观，如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做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巴金的梦想更悲观，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只感到冷，觉得饿，只听见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他做噩梦，认为“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所做的都是噩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画家钱君匋预言“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农民、工人和商店职员占全国人口90%以上，却很少应征，以致主编胡愈之说：他们“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绝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呀”。

新中国较早提到“中国梦”的是20世纪80年代。1986年11月旅美学者孙惠柱、费春放夫妇创作了名为《中国梦》的英文话剧剧本，1987年7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这部话剧，一时好评如潮。9月，在首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上再获佳评。美国纽约百老汇、波士顿大学，日本东京阿里斯托芬剧团，新加坡等地也排演了该剧，影响较大。这里的“中国梦”主要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意思，也有希望中国发展、富强的意思。此后在文章中使用“中国梦”一词的慢慢多起来，如方克强的《从出国梦到中国梦——评长篇纪实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俞伟超的《考古学的中国梦》、袁卫东的《林希之：中国梦与美国梦》、李培林的《社会流动与中国梦》、张志平的《走在梦中的道路上——论沈从文和他的中国梦》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发表了多篇含有“中国梦”主题的文章，如《实现新的“中国梦”——中关村给我们的承诺》、《“中国梦”的两面》等。《商务周刊》还刊载了100个人的梦想。上述文章虽都含有“中国梦”几个字，但含义不太一致，有的指中国人的梦想、愿望；有的表达的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选择之意；有的指一代中国人追求人生本质成功的梦想和追求中华民族真正获得尊严的梦想；有的含有希望中国富强之意。

新世纪较为集中谈“中国梦”开始于2006年。当时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西方流传“中国威胁论”。200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大会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和西方人沟通，首先要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历史有很深的了解；他也希望能站在西方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发展。因为在美国的发展史上出现过“美国梦”的说法，他就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吴建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后的解说词，参见吴建民：《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央电视台2007年3月13日播出。）在他与有关人士的倡议与组织下，2006年4月2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中国梦与和谐世界”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弘扬“中国梦就是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中国的发展和机遇与世界人民一道分享”。100多位与会者围绕“中国梦”的内涵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梦”的理想与实践、“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跨文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在这次研讨会上，吴建民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在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会更多地成就一批成功人士，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有自己的梦想。相比其他的梦想，“中国梦”具有规模大、领域广、与世界分享的特点。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梦”就是“救亡图存，强国富民”；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的条件下，“中国梦”发展了，变成了“和平发展，文明复兴”。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认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称“‘中国梦’——中华的腾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民’的问题，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梦想”。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修刚将“中国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针对在中国投资的国外投资商、机构和个人，“中国梦”是指期望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愿望和梦想；第二种针对许多渴望成功的中国人，“中国梦”是指希望凭借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去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梦想；第三种是针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中国梦”是指全中国的梦，中华民族的梦，是中国人实现强国富民的同时，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美好愿望和梦想。《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等媒体对研讨会做了较为广泛的报道，《外交评论》杂志也选登了部分发言稿。自此，“中国梦”一词便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国内媒体上。

2007年3月24日、2008年3月29日，“中国梦与和谐世界”学术研讨会又分别在天津、北京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研讨时大家认为，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个人都需要有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每个中国人的成功、每个青年的梦想汇集到一起，国家和个人理想信念的结合就是“中国梦”。 “中国梦”理念的提出，意在提倡一种主流、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意识，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化解“中国威胁论”，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为创建和谐世界做出贡献。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吴建民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国家。中国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提出，“中国梦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之梦”，“实现中国梦，靠的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形象去实现文明的复兴”。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致辞中说，“梦”是对美好前景的期望和追求，是个人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当今中国之梦，就是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更好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第三届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绿色奥运、中国梦、改革开放30年等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李君如称，“中国梦”是红色的，也是绿色的；“中国梦”的动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要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个历史任务”；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够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民族的文明素质。

此后，出版了多部以“中国梦”为名的著作。如2006年李君如的《中国梦：和平发展的中国》。该书认为，进入21世纪前50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类“中国梦”——中国人的“中国梦”，世界各友好国家人民的“中国梦”；中国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梦想，也有两个阶段的梦想——前百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梦”，后百年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中国梦”。2010年，国防大学刘明福教授出版了《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此书在2013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梦：中国的目标、道路与自信力》。），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句话上，即“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创造中国时代，建设无霸国家”。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为该书题写了《中国梦·美国梦：比翼翱翔》的序言，认为“虽然中美两国是竞争关系，但并没有对抗性的矛盾。中国人的‘美梦’，并不是美国人的‘噩梦’”。该书颇富民族主义色彩，也颇有争议。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何怀远教授就著文指出：作者所表达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为国建言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批评和指责是轻浮的；对重要国际关系的认识和主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信仰、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理想追求；书中表达的极端言论在意识形态策略上是极不明智的，在实践效果上也必将是事与愿违的。2011年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出版了《“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该书将“中国梦”具体化为“成为城里人：数亿中国农民之梦”、“安居和乐业梦”、“生活的社会保障梦”、“公共服务梦”、“生态环境优美和家庭平安梦”、“精神生活之梦”等6个民众个人愿望与精神诉求，并以此为起点，运用经济学分析框架为读者勾勒出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改革和开放、民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此外，还有温愉新等编写的《中国梦的40个版本》［、谷子的《中国梦》、朱仰晴的《从美国梦到中国梦》［、吴旭的《为世界打造“中国梦”》、相蓝欣的《2025中国梦》、李希光主编的《软实力与中国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局编的《我的中国梦》等著作。

这一时期，以“中国梦”为主题的论坛、讨论会也比较多，如2006年8月26日，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深圳高峰会就以“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梦”为主题进行对话、交流；2012年4月27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我的中国梦”——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座谈会》；6月30日，欧美同学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中国梦’回顾与展望——纪念77、78级毕业三十周年”论坛。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中国梦”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姚桓教授认为，“中国梦”有两个含义：“一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迅速走向富裕先进，和平崛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也是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强国富民之梦的延伸；二是改革和国家高速发展给个人提供了广阔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梦想。”国家行政学院朱岚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梦’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梦，是成功之梦、富裕之梦、希望之梦。对老百姓来说，‘中国梦’既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和希望，更是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认同的“中国梦”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中国100多年来的历程”，也包含很多代中国人不满现状，前赴后继进行道路的探索、做出改进的努力。他还结合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的经历，提出：“‘中国梦’应该吸收‘美国梦’的开拓、进取、独立精神”，“无需排斥个人作用，可以鼓励个人积极性，个人幸福可以和集体幸福一致，推动国家发展。”台湾作家、香港大学教授龙应台也于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作了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撑起了一个“中华大梦”。她在演讲中还谈了台湾人在1949年以后“中国梦”的变化，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国内高层较早提出“中国梦”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2012年初，他在《国际人才交流》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的文章，在分析了当今世界人才走向以及中国引进人才的战略方针后提出：“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一个西方的美国梦，也有一个东方的中国梦。我们热忱欢迎世界各国的专家来华工作，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4月27日，李源潮在《“我的中国梦”——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中国梦”。他说，“‘中国梦’的内涵非常深厚、广泛。从历史来看，‘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从现实来看，‘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追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具体到海外回国留学人才，‘中国梦’是指期盼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深厚感情和用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美好志向，是把自己的事业融入中国发展大潮，与祖国一起成功的故事”。［37］他认为“中国梦”是真实的、进步的、长久的，“中国梦”是大家的。

在国外，较早提到“中国梦”的是写过《欧洲梦》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2007年9月他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到，美国梦正缓慢死亡，新欧洲梦正在形成，“中国梦”的轮廓将自东方呈现、日渐清晰。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他期待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能为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积极贡献，并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杰里米·里夫金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又称“中国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此后外国媒体有关“中国梦”的提法开始多起来，并逐渐被接受。2008年12月22日，法国《欧洲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30年托出完整“中国梦”》，对“中国梦”做了较为完整的解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核心价值在“中国梦”中的凸显，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与时俱进”当代文化对“中国梦”的决定性作用，使“中国梦”的概念更加完整，更加值得思考。另外，“中国梦”具有“集体信念”性质，之所以美，在于她找回了文化自信，其因中国速度而不容置疑。2012年10月5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它“将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同济大学新闻网刊载的余承音所译的题为《要“中国梦”不要“美国梦”》，该文称：与他的前任相比，习近平面对两项非常不同的挑战。他需要确保共产党继续执政，而这进而要求更多的高增长，让人民对党的控制继续感到满意。但同时他也需要掌控高增长的所有负面因素，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到大规模的农村—城市移民，从令人窒息的污染到环境破坏。调和这一切的唯一方式，就是推出一种新的‘中国梦’，融合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的中国。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高等研究员帕斯夸里·帕斯奎诺在谈到当今中国政治制度时则建议，中国更加需要将中国道路说清楚，需要用西方民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梦”。应当注重培养有国际交流能力和有意愿、有能力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学者群体。

“中国梦”形成热词，并成为复兴中华民族动员令是在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发表重要讲话以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习近平对“中国梦”的揭示，深刻地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的历史。此后，习近平又多次阐释“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阐明了“中国梦”的核心价值，也指明了“中国梦”的动力源泉。习近平还坚定地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闻君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汪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