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讲，“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些论断，非常科学地阐明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我这些年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一些国家去访问，遇到了许多提问，甚至不少刁难。无非就是在表达一个意思，你们中国人没有核心价值观，你们中国人放弃了传统，我们瞧不起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党和国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核心价值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正如习总书记所讲，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路，我们连脚跟都站不稳，又何谈其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日本有一位叫稻盛和夫的企业家，被誉为“经营之圣”，创造了两个世界五百强，京瓷和KDDI。当年日航面临倒闭，七十多岁高龄的他临危受命，受首相拜托，零工资出任日航总裁，出乎人们意外的是，他竟然用一年的时间就让日航复苏，而且赢利一千四百亿日元。有人就问稻盛和夫，您靠什么创造了这一奇迹？稻盛和夫说，我靠中国的孔孟哲学。当我看到这段报道后，既激动，又羞愧。激动的是，稻盛和夫为孔孟哲学作了证明，羞愧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了他人的生产力，而我们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弘扬它。

    现在，当党和国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对接，无疑是一种连根养根的英明之举，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如此，除了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谐力，还会在全球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五福临门与传统文化

    现在，一提到幸福，人们都会说，它是一种感觉，是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传统不这样认为，传统讲幸福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有很具体的指标，那就是“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而这“五福”的基础是“好德”，这个“德”，在我看来，就是核心价值系统。它是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的图纸，没有这张图纸，我们无从建设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的生命大厦，人是如此，国家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

    据研究，一个人应该活到的年龄是一百五十岁左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位百岁老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可见，我们把长寿这一福给弄丢了。富贵是既富又贵，富好理解，贵是受人尊敬，可是，现代社会，又有多少人受人尊敬呢？康宁是没病没灾，现代社会，有几个人能保证自己没病没灾呢？好德，现在人们普遍好色、好财、好名、好利，唯独不好德。善终指的是寿终正寝，无疾而终，这对现代人来讲，也多是奢望。

    那么，“五福”的根本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长寿看作面条，把富贵看作面包，把康宁看作面饼，把善终看作面粥，要吃到这四样东西，我们首先得面缸里有面粉，而如何才能让面缸里有面粉，方法是“好德”。

    这个“德”，就是生命原料“面粉”的生产之道，它是生命的根本性。

    由此理解“五福”，它也是“一福”，那就是能量。社会病相就是错用能量的结果。面缸里的面粉应该平均分配给长寿、富贵、康宁、善终，可是现代人全拿去发财了。生命处在一种非和谐状态。

    现在，我们把用于发财的这一部分面粉拿过来重新让它归位，该长寿的分配给长寿，该善终的分配给善终，该好德的分配给好德，该康宁的分配给康宁，该富贵的分配给富贵，五朵花就能够同时盛开、绽放。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描述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状态。

核心价值观如何“落小”

    习总书记讲，核心价值观要落小、落细、落实，这和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不谋而合。就“落小”而言，传统文化认为，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幸福，是不可能给别人幸福的，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爱，是不可能给别人爱的。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依拙见，要首先认识生命。

    我们每天都在奔忙，却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认识自己。我们买一件东西，都要看说明书，但很少有人去读生命的说明书。为此，不少人活在一种焦虑和抑郁之中，又不知道焦虑和抑郁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生气看作一根一根羊毛，这个羊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羊皮存在，羊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羊存在。要想让生气的羊毛不存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让羊不存在。那么，如何让这个羊不存在呢？

    这正是传统的长项。

    传统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两个“我”，一个是行住坐卧的“我”，一个是能够欣赏行住坐卧的“我”，也即一个是客人，一个是主人。复旦大学学生林森浩投毒的那个生命片段中，主人不在现场。客人在那里作了主。就是说，他们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在那一刻当家作主，说得严重一些，他们很有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生命还有一个主人在。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民主，我们自己都不能当家作主，何谈民主？所以，找到主人就成了重中之重，它是一切价值之核。只有先给自己当家作主，才能给别人当家作主。为此，儒家先谈修身，再谈治国平天下；而修身，从格物开始；格物，就是不要被物作主，要让生命主体作主。

    我们想一想，一生有多少次给自己当家作主呢？走、走、走，搓一把，就跟人去搓了；走、走、走，喝两杯，就跟人去喝了。看到别人贪，我也想贪；看到别人盗，我也想盗。当家作主的时候不多。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他的生命列车开到五十二岁的时候被叫停。贪污两亿存款、二十五套别墅。显然，他没有当家作主的能力。

    不少人活在一种假醒状态，看上去醒着，但其实在睡觉。相对于一个做梦的人，核心价值就是醒来。

    本质状态的生命里，只有五样东西，喜悦、圆满、永恒、坚定、心想事成。这就是古人讲的生命圆满状态。

    而要实现这种圆满，需要我们把每一个生命细节做到完美。在日本，工人即使对老板非常有意见，也不会敷衍工作。他会在头上绑一根白布条，表示抗议，但对手中的工作，永远尽心尽力。因为他知道，工作是在完成自己，跟老板没有关系。

    要“当家作主”，我们就要随时回到生命的“现场”。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采用：

    一是找到现场感。所谓现场感，就是不要离开本体，或者说和本体保持同步。为此，古人为我们设计了许多方便，《弟子规》讲，“执虚器，如执盈”，端着一个空杯，就像端着一个满杯；“缓揭帘”，“宽转弯”，只有“缓”，只有“宽”，我们才能“感到”自己。

    具体来说，吃饭时要明明白白地尝到每一口饭菜的味道；喝茶时要明明白白地让口唇、舌头、喉咙、食道感觉到；走路时要明明白白地体会到每一步提、移、落、触的过程；睡觉时要明明白白地听到自己的心跳；说话时要明明白白地听到自己在说什么；起心动念时要明明白白地知道如何“起”，如何“动”，如何“落”，等等。

    之于生命来讲，这个“明明白白”太重要了。当我们体尝过一段时间“现场感”之后，就会发现“感觉”比“思想”离本体更近，离安详更近，离喜悦更近。

    一个人如果找不到现场感，是无法让生活圆满的。比如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打开水龙头往桶里接水，心想还得等一会儿才能接满，就去干别的事了，可是这一干，就把接水的事给忘了，结果让水溢了一地。再比如上网，本来是要到网上搜索一句话的，但搜着搜着，就被别的信息吸引住了，上网的初衷被忘得一干二净，有时一两个小时都浑然不觉。正是因为走得太远，我们常常忘了因何出发。

    据我的经验，一个人是否找到了“现场感”，有如下几个标志：

    一是当下感。能够随时回到当下。

    二是喜悦感。觉得生命中时时都有一种喜悦感，也就是焦虑感消失。

    三是享受感。觉得时时事事都在享受。这才发现，快乐就在“现场”，就是“现场”的一种“感”。

    四是同味感。如果我们找到现场感，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不是甜却又在甜中、不是辣却又在辣中、不是苦却又在苦中的味，这个味，就是“无味之味”，它事实上是一种更重要的味。

核心价值观应该“落细”

    2010年，有196万对夫妇申请离婚，离婚是一个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人们找不到根本幸福了，人们总觉得幸福在对象那里。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根本幸福？

    这也正是传统的长项。传统让我们在生命内部寻找幸福，只要我们把目光折回来，会发现幸福就在最近的地方。

    要真正实现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仍然要让“当家作主”起作用。

    监督有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自觉性，即使我们把摄像头安到员工头顶，也没多大用。我们管住的只是他的身体，不是心。再说，这种监督，本身已经伤害了人的尊严。可是，当人一旦找到根本性，找到主体性，明白了潜意识的四个功能：自动记录，自动收藏，自动播放，全息感知，他一下子就会自觉起来，敬业起来。我们再不需要说头顶三尺有神明，我们做任何事潜意识都在自动记录，永久收藏，对等播放，包括起心动念。

    中华历史上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忠臣良将？正是受到传统熏陶，传统告诉人们，忠和良本身就是能量。按照传统整体性理论，信息和能量是对等的，我们动一个爱国的念，意味着我们启动了根本性中对应的高能量，因为国比家大。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全心全意”对应的是没有缺陷的能量，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心没到位，就不是“全心全意”，只要有一分私心在，就不叫“全心全意”，相应的，我们得到的能量就是局限能量。

    再看“自由”“平等”。传统的“自由”是夫子所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怎么做都正确，怎么做都是人民欢迎的，这才叫作真自由。也就是说，我的自由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

    事实上，自由在生命的本体界面上。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小”造成的，宇宙、苍生、人类、国家、家族、家、小家、我，层层隔离，逐次成“小”。为了捍卫这个“小”，焦虑产生了，痛苦产生了。

    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得到喜，失去苦。一个宝物，到了我家，我高兴，到了别人家，我沮丧。

    当这个“小”按照我、小家、家、家族、国家、人类、苍生、宇宙这样的次第扩展，来自小我的焦虑便逐次削弱，直至于无。

    可见，这个“小”是被“分别”出来的。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把自我认同的财富、力气、智慧给予他人，我们的心量就打开了、扩大了，结果是，焦虑消失，安详到来。

    再说诚信、友善。当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没有了自己；没有了自己，就没有恐惧，心就是安的，当然就是平的，自然就是灵的；就像一汪湖面，天上的任何一片云彩都映照得清清楚楚，整个世界都收在我们眼底，我们还要跑到远方看风景吗？既然世界在我们眼里一望无余，贪污受贿不就是自欺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因此，一个人回不到根本性，不可能有真诚信。

    事实上，诚信是两个境界，信来自于诚，诚来自于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来自于我们对生命本体“一性”的认识。既然是“一”，我们就不应该挑三拣四，在任何岗位上好好工作都一样的，我在我的岗位上，动了一百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念头，跟他在他的岗位上动了一百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念头，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都是一百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念头。在心的收获上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平等性。

    没有平等性，就没有自由性，没有诚信可言，没有友善可言，这是价值观的逻辑关系。

    “三聚氰胺”事件让三鹿集团倒闭，可谓再典型不过的例子。相反，同仁堂历经300年风雨，仍然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正是坚守企业道德的结果。“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他们几百年恪守的堂训。“修”是对药材的炮制，“合”是对药材的组合。意即：我们做事，虽然无人监管，或无法监管，但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天都是知道的。

    “同修仁德、亲和敬业、共献仁术、济世养生”。透过同仁堂的这一训条，我们会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理念，而是华夏五千年文化之精髓。如果我们把这个“术”看为经济，它的前提是“仁”，他的动机是“济世养生”，他的基础是“同修仁德，亲和敬业”。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中的这句话，讲尽了“同修仁德”和“济世养生”的关系。同样，一个经济体要想健康发展，是需要以每个员工的修身为前提的。如果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那么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个生产环节都做到尽善尽美，而一个能够把任何生产环节都做到尽善尽美的企业，还能不被受众拥戴吗？

核心价值观贵在“落实”

    种子只有落地才会长成庄稼，才会成为营养。那么，核心价值观如何落实？我理解，要通过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让文化归位，维护主体。

    历史一再证明，要想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必须让真正的文化归位。归于顶层设计，归于政府行为，归于百姓生活，成为人们心灵不可或缺的大米、阳光和空气。

    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现在不少地方把娱乐当文化，把文化产业当文化，让文化严重狭隘化、低俗化、低能化了。这样的认识，让本该用于支持真正文化建设的预算资金大多投向娱乐和产业，造成大量场馆闲置，节目浪费。真正的文化是核心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改造力、引导力、建设力、和谐力：让不孝敬的人变得孝敬，不尊师的人变得尊师，不爱惜资源的人变得爱惜等等。它应该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化。

    《乐记》有言，“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只有正念才能生正气，只有正念才能产生正能量。没有中华民族整体能量的提高，复兴中华民族就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能量，首先要扶正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而要实现这一整体性的扶正工程，需要国家强有力地倡导和推动，让基因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决策、进教材、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媒体。一如礼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内外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关键是要“同听之”，同生团结，团结生力量。

    为此，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但应该进学校、进机关、进家庭，而且应该成为社会主旋律，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个“同”，否则，就会产生“五”加“二”等于“零”的现象，学校在教，家庭在消解，政府在倡导，社会再消解，结果是零。这也就是古人讲“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的原因，因为“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易慢之心入之矣。”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艺术如此，文学如此，传媒更是如此，包括官风民意、社会舆论。为此，国家在让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进入社会各个层面的同时，还要下大力气净化大阅读环境，大视听环境，大传播环境，让“安”和“乐”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配乐”。

    要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民“同听”的效果，适当校正当下盛行的强化地方个性符号的影视剧拍摄之风，以整合散点，减少杂音，降低干扰。从一些调查报告和媒体报道可知，全国有不少省市甚至县乡在不惜代价上相关项目，但真正做成功的很少，却几乎把全部宣传文化经费用在一两部影视剧拍摄上，饱了外请明星的私囊，苦了当地百姓，造成巨量资金浪费不说，更重要的是，过分强调“地方符号”，强调“异”，会弱化“中国符号”，弱化“同”。当然，如果拍摄的作品，能够以小见大，体现中国精神，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那是好事，但是相当多的影视剧，为了吸引眼球，打地方性猎奇传奇牌，戏说历史，曲解人文，甚至反面人物正用，低级调子高唱，这无疑不利于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有效落地。

    文化最终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上，一定意义上，它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只有如此，文化才能成为永恒生命力。因此，要让文化归位，就要让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再度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状态，中央“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八项规定”等倡导和政策相继出台后，中国进入一种节爱的生活工作状态，官风归亲，民心归敬，就是真文化归位的成功实践，也是核心价值的有效落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这种与天地之“同感”，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同感性”，让人们心中有孝，有敬，有惜，有谦，有中，有正，有和，有爱。让孝、敬、惜、谦、中、正、和、爱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立场、原则和方法。

    二是让教育归位，维护本性。

    传统教育维护人的本能，可是我们现在常常在损害孩子的本能，培养孩子的技能。教育一定要回到对人的本能的维护上，回到根本性的教育上，回到孝敬中和等基本价值上，回到首先培养崇高人格上，回到连根养根上。

    三是让担当精神归位，典型引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像当年安徽大包干为农村改革典型引路，深圳特区建设为城市改革典型引路，当下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落地，也需要一个地方典型。这就需要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党委政府首先深入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优秀传统文化，为优秀传统文化全面现代化率先探索出一条可供推广的路子来。

    毋庸讳言，传统文化断代一百年，要想系统恢复，需要一两代人的周期，可是，时代急需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落地急需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急需优秀传统文化，怎么办？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光盘、动漫，一些媒体开辟的栏目，一些学校开设的课目，一些地方开办的书院、讲堂，特别是力行类大型公民道德公益论坛，已经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普及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如果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引导、整合、完善、支持，也许会成为我们“补课式”请回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条可行路线。

（作者郭文斌，载于  2014年04月21日《 光明日报 》，闻君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