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拥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奥斯曼文明等古老文明正在重焕生机。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各大古老文明尤其是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古老文明，蕴藏着化解现实困境的宝贵经验，凝结着追求美好未来的恒久价值。古老文明并不都是完美的，但因其内生的开放包容传统，有益于形成各文明平等对话的共同体。  　　

既要现代化，也要民族性  　　

各大古老文明共同缔结了人类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便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古老文明兴衰起伏，文明基因终究未泯。马克思将古老文明看成“人类的童年”，历史虽然永不复返，但仍然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具有经久不衰的现代价值。  　　

近代以来，各大古老文明都曾遭遇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力量”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不少核心价值，甚至把自由主义玩过了头。事实上，在个人之上还有城邦，在欲望之上还有美德，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权利之上还有责任，在民主之上还有善治。在非西方世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给非古老文明国家带来了变革，另一方面也无情中断了古老文明的持续发展。印度1905年爆发反英抗争，伊朗1905年爆发反帝革命，土耳其1908年爆发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埃及1919年爆发反英大起义以及中国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都是古老文明对西方冲击的反应。  　　

新的历史时期，各大古老文明正在被重新激活、复兴。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强调多样性的古典文明日益彰显积极意义。为了矫正个人利益凌驾于共同体利益之上，人们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去重温“人是城邦的动物”这一教诲；为了应对被剥离的政治与道德，人们在古希腊哲学中去重新寻找“美德伦理学”；为了应对民粹横行的乱象，人们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中认识到了“多数人的暴政”，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汲取贤能政治的智慧，既要现代化，也要民族化，已经成为各大古老文明的集体共识。  　　   

中华文明有哪些“长青”特质  　　

各大古老文明善于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仅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小片段。与之相比，各大古老文明历经千年风雨，具有处理传统与现代的丰富经验。例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且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文明根性。古老文明因其深沉的文明自信，即使跌入历史最低谷，仍然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各大古老文明善于处理不同族群关系。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相反，那些单纯崇尚军事征服而无包容性文明传统的国家，尽管一度强盛之极，却不过一两百年就烟消云散。  　　

各大古老文明善于处理西方与非西方关系。就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学习精神体现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1840年以来，通过洋务运动学西方技术，通过维新变法学君主立宪，通过新文化运动学习科学民主。

不到100年时间，各种主义、各种方案、各种思想流派粉墨登场，几乎重演了西方的不同现代化版本。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  　　

欧洲各国也曾向各大古老文明学习。比如，魁奈、伏尔泰等法国启蒙家在中国儒家思想中获得了大量理性元素并付诸实践。又如，英国借鉴中国的科举制而建立了文官制度。遗憾的是，后来的某些大国抛弃了开放精神和学习传统，认为自己是文明演进的最高阶段、最高形态，甚至是历史的终结，这违反了文明自身发展规律。  　　

超越文明优越论，构建多元文明共同体  　　

第一，  超越文明中心论，重塑文明多样性。  　　

例如，中华文明内部保持着丰富的多样性，形成了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的治理体系。在宗教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多元通和、政主教从”，比西方更早提出政教分离；在民族关系上，中华文明强调“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既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又有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在国家结构上，中华文明既有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也有因俗而治的“一国多制”传统。  　　

在欧洲，越是具有深厚传统的文明，越是提倡文明多样性。比如，法国高扬文化主体性，率先提出文明多样性理念；德国在战后积极宣扬文化多元主义。在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盟国家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  　　

第二，  超越单一现代化，探索多元现代化。  　　

文明多元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同一个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同样是市场经济，美国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有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适合发展的道路，恰恰是多元文明的特征。  　　

第三，  超越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对话。  　　

文明冲突的根源不是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相比文明冲突论，各大古老文明都有对话协商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华文明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而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的沟通方式，而非“力量即正义”的实力原则；秉持“民胞物与”的共同利益，而非“非敌即友”的二元观念。  　　

第四，  超越文明优越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现代西方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而古老文明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当然，各大古老文明并非完美，当年之所以被西方超越和冲击，正是因为自身深重的积弊。古老文明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坚持不懈地交流互鉴，与西方现代文明携起手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力量。例如，生态文明可以成为一个融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文明交流平台，这样的平台还能找到很多。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当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是要文明一元化，还是要文明多样化；是要单一现代化，还是要多元现代化；是要文明的冲突，还是要文明的对话；是要文明的自我封闭，还是要文明的交流互鉴？正确的答案不言而喻。  　　

古老文明共同体的复兴之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形成多元文明共同体，正当其时；形成东西文明交流新格局，正当其时。（总公司办公室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