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开始，儒学便十分注重修身，而修身过程又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儒学中的重要人物，荀子也延续了将修身与“学”相联系的传统。众所周知，《论语》的首篇为《学而》，其中开宗明义便突出了“学”，《荀子》的di一篇则是《劝学》，其中首先提到的，也是“学”。这一篇章结构上的相近性，或有其历史的缘由，但从思想的衍化看，其中无疑展示了对“学”的注重。概要而言，荀子论“学”的内在之旨，是“学”以成人、“积”以成“圣”。

　　从具体的修身过程看，问题首先涉及性与情的关系。在人之情这一层面上，荀子着重从自然的层面考察人的存在：“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荀子·荣辱》）希望吃得好一点，穿得华丽一些，出行有车，财富有余，这是人之常情。以上均属感性、物质层面的追求，在这一层面上，人的本性有相近之处。这里的“人之情”，同时表现为人的自然之性。人之情趋同，意味着人的自然之性具有普遍性。

　　然而，人之情与人的实际选择往往并不一致，荀子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尽管按“人之情”，人总是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然而，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一般人都不敢单单顺乎本然的欲望。在荀子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能够对自身欲望加以控制：“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荀子·荣辱》）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自然意义上的情和欲本身可以控制，其二，人具有控制这种情和欲的能力。尽管人可能拥有很多可供消费的资源，这些资源也足以满足口腹、服饰、出行等很多方面的消费需要，但是人却往往不敢放手使用，而是有所节制。这种节制首先与“虑”相联系，所谓“长虑顾后”，即前思后量，便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意义上的“虑”，主要表现为理性的思虑：从长计议、考虑未来可能的后果等等，这都是理性思考的具体表现。按荀子的理解，自然意义上的欲望和前思后量意义上的理性思虑在人身上兼而有之。正是理性的思虑，使人超越了单纯的感性欲求，趋向于更为合理的取舍。

　　对荀子而言，人固然有自发的情与欲，但人之为人的更根本的特点，体现于自觉的理性活动以及对理性规范的把握和依循，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也体现于对理性规范的不同理解。从可能性上说，以上能力凡人都可具有，但从现实性来说，它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达到的，其形成离不开人本身的修为和涵养，君子即表现为能够自觉从事以上涵养的人格，所谓“非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荀子·荣辱》），即表明了这一点。它既表明真正将理性的思虑放在主导地位并不是一种很容易的事情，也将自觉“修为”视为形成理性能力的前提。

　　人的自然之性层面的规定，具有本然性质，然而，在后天的发展中，人究竟成为何种人，并不单单取决于人的本然规定，而是关乎“注错习俗之所积”（《荀子·荣辱》）。“注错”即习行，它与广义的“学”相联系，事实上，儒家所说的“学”，即以习行为具体的内容。“习俗”则涉及广义上的环境。个体成为什么样的人，既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也与自身的习行无法分离；不同的习俗与习行交互作用，规定着人的发展方向（成就什么样的人）。在荀子看来，与“学”的过程性相应，二者的这种互动，也表现为一个过程：“注错习俗之所积”中的“积”，便突出了过程性。注重个体习行的过程性，是荀子一以贯之的观点，按荀子的理解，正是在环境影响和人自身努力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人逐渐形成了尧、禹或桀、跖等不同的人格形态。

　　不同的人格形态，对人的生存形态具有不同的意义。一般而言，正面的人格会得到肯定的价值评价，负面的人格则相反。然而，为什么人们往往未能致力于前者？荀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荀子·荣辱》）这里着重从“陋”的角度分析形成以上现象的源。何为“陋”？在《修身》篇中，荀子对此有一扼要的解释：“少见曰陋”。“少见”即孤陋寡闻，其特点在于视野受到限制，所知非常有限，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在把握自己和把握世界这两个方面都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正是这种“陋”导致了人在生存过程中做出不当的选择。由“陋”而考察价值取向上的偏颇，从其整个思想系统看，从认识论上追溯人何以在知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构成了荀子一以贯之的观念。在《解蔽》篇中，荀子便从认识论的层面，分析了各种片面性（蔽）产生的源。“陋”和“蔽”有相通之处，都属于人在认识过程中的限定。与“陋”相对的是个体自身的努力，所谓“起于变故，成乎修为”，既包括前面提及的理性思虑（长虑后顾），也表现为个体自身的习行，前者意味着通过对世界和人自身认识的深化以克服“陋”；后者则意味着通过习行过程的展开以积善而成圣，二者的共同指向则是人格的美。

　　通过习行与习俗的互动而修身以成就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多重因素。就外部条件而言，既有必然的规定，也有偶然的因素；从个体的作用看，其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在考察人的习行过程时，荀子一方面将自我本身的力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通过“人与我”，“人与天”或“人与命”的比照，突显了这一过程所涉及的多重因素，而超越自然之性、走向圣人之境的过程，也由此呈现了其具体性。

（总公司办公室转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