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过冰心先生的一篇小文，题目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是她在病中写给小读者的，文中她豪迈地表达了病好后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雄心！读后万分钦佩冰心老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的使命感。冰心先生我无缘得见，常常引以为憾。然而恩师牟钟鉴先生同样诠释了这句话的精神。年逾八旬的他不知老之已至，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作活力，进入他学术和思想的又一高产期。近些年来，他不仅完成了《新仁学构想》这样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创新之作，还完成了《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样具有补空白性质的重要学术著作，同时，还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等一些既具有学术性又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著作。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君子人格六讲》，则体现了他致力于将中华优传统文化经过反思和整合后普及大众的努力。本书虽然篇幅不大，然而所包含的道理和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谓深切矣。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此之谓也。
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大脉络来说，传统文化已经渡过了它的争议期，不论是“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是“复兴古学”的文化保守主义，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再能干扰人们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辩证理性态度，即“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然而如何“批判继承”，将优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到现代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古为今用”，将优传统文化恰当嵌入现代人的生活中，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难题。鉴于此，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文化整合方案，试图找到优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如“综合创新说”“西体中用说”“创造性转化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弥合了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及现实社会的疏离。但整体而言，“批判继承”的理论探讨有余，“古为今用”的落实工夫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君子人格六讲》将优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凝练成人格理论，将对文化整体的关注转化到对现实个体的关注上，从而找到了将优传统文化转化为现实力量的着力处和“下手处”。之所以表彰“君子人格”而不是“圣人人格”或“好人人格”，诚如作者所言：“圣人人格”，高而难行，倡之恐其流于伪；“好人人格”卑而易行，倡之畏其入于俗。“君子人格”理想性与可行性兼备。
君子人格的内涵是：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语言洗练、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是对儒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注重个体修养思想的明确继承，又是对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两家根本质素的综合创造性提升，因而又是一种现代性的人格理论。“君子人格”反映了“君子”这个群体在对人、对事、对己等方面总体性、普遍性的倾向和心理特征，关注的是后天人格的培养。
君子人格的培育和君子群体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理解认同的过程，更需要有一批道德精英自觉地守道德、行道德，抵制恶风浊俗，形成政君子、军君子、匠君子、商君子……“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从而影响社会风气。作者更为看重的是师君子，因为“对于青少年的培养，主要责任在教师”。形成师君子，才能“纠正学校轻德重智、只教书不育人的不良教育倾向”。这既是对现代教育短板的一个清醒认知和有力补充，也抓住了君子人格培育中最核心、最可塑的群体。
君子人格的培育和养成，一是通过理智的理解以达到认同，二是要通过“君子的道德要求，讲好中国故事，用历史真人真事，使道德理念呈现为活生生的人的言行，来感动青少年”。作者在每一讲中都列举了大量的人物故事来彰显君子品德，激起读者向往之心。如举郑板桥焚烧家奴契券例子彰显君子仁义品格，举爱因斯坦修身格言彰显君子的涵养品格，举抗日卫国烈士的例子彰显君子有操守的品格，等等。大量故事的援引，在于引起读者的兴趣，深层用意则是因为君子人格的形成需要榜样力量的感召。
什么样的人写的书才最可信呢？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指向道德实践的学问来说，作者的“行”才是最可信的“言”，孔子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也。君子“六有”品格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表述，莫不如说是牟先生本人的真实写照。牟先生有一句名言：“用儒家的精神去做儒家的事情”，反对学问异化，指向学行统一。他的学说和做人的品格是相互促进、互相发明的。
君子“六有”在牟先生学行上都有切实的体现。就有仁义来说，他从理论上接通了儒家的仁学大动脉，并吸收了中华文明其他各家和西方文明的优因子，创造了“新仁学”，使儒学获得了适应当代社会的新形态，并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祈对现实生活有所裨益。在个人修养品格上，他有深厚的仁者襟怀和世间大爱，草木夭折、禽兽哀鸣，都能感发他的同情之心。记得有一年，雪来得特别早，树叶尚未脱尽，积雪厚厚地压在树枝上，牟先生不无担忧地望着那些树枝，生恐其被积雪压坏。在同行、学生和许多社会人士看来，牟先生本身就是一块道德高地，在学问上有困惑、人生有不如意时，都不约而同地找到牟先生，从他那里得到学问的提升、心灵的净化、精神的感染。只要有人来问学，牟先生从不惮劳烦，给学生答疑解惑，所教人者也正是仁义二字。这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却乐此不疲。
就有容量来说，牟先生主要是继承了儒家“和而不同”及道家“道无弃物，常善救人”的思想，并鉴于中华文化内部各学派“并行而不相悖”的良性生态，将其概括为“多元通和”的文化模式。牟先生本人也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在治学的范围上，他以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为指导，兼治中西，尤以中学为突出。在中学领域他兼治儒道佛三教，旁及墨家等诸子百家，尤以儒道二教为突出。最后他将自己的理论成果运用于解释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上，并创立了“民族宗教学”这一新的学科。在学术观点上他不苟求其同，即使与自己的老师和挚友，在学术观点上有分歧；他也不强人从己，即使是学生、晚辈，他也非常尊重其想法。在教书育人上，他从没有门户之见，不论是不是自己带的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地培育，即使是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来请教，只要来学，他必有所教。
其他“四有”在牟先生的学问与人格上亦有深刻的体现，此不一一列举，读者“观其书、知其人”便可明察。以君子人品写就君子人格，这是本书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作者在当代社会提倡“君子人格”的底气。（总公司办公室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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