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榜单上，研究人员根据对最近31年的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结果，得出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分别为：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对此，国家气候中心气候与气候变化评估室张存杰研究员认为，“火炉”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公众的直观感受，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

据了解，此次对“炎热城市”的分析研究中，考虑的因素包括炎热指数（一种主要考虑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综合影响的指数）、高温日数、连续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多种要素。

从近31年来中国平均高温日数分布来看，高温日数最多的主要有两个区域，一是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附近，另一个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长沙、福州等城市在内的江南华南一带。

根据这份研究结果，公众以往熟知的武汉、南京等传统上的“火炉”城市虽然还在名单里，但是排名已经退出“四强”。张存杰介绍，这和中国气候的年代际变化有关。“气象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气候变化有20至30年左右的振荡周期。从整个30年的时间尺度来看，长江流域城市的温度增长速度没有其他城市快，特别是慢于中国北方许多城市。”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夏季炎热程度总体呈增强趋势，“火炉”名单也越来越长。气象资料显示，中国自1951年到2010年，全国平均温度上升了1.38度，每10年增加0.23度，和全球变暖情况基本一致，极端高温事件和高温日数范围扩大、频次增加。

其中，排在前列的重庆、福州、杭州、南昌四个城市被不少网民冠名为“新四大火炉”。

专家点评：武汉市气象台台长刘火胜表示，判断一个城市是否炎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最高气温、平均气温、高于35℃高温天数、气温日较差(指一天中气温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空气相对湿度等。大家通俗所说的“火炉”，反映的是公众的直观感受，但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

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以往熟知的武汉、南京等传统“火炉”城市虽然还在名单里，但是排名已经退出“四强”。刘火胜介绍，这和中国气候的变化有关，最近十几年来南北气候变化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城市的温度增长速度没有其他城市快，中国北方许多城市升温更快。

火炉城市成因

环境因素：近百年来，或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可以说100多年人类对环境破坏的程度超过整个人类以前的历史。如湖泊被填，江河被拦阻，大修公路、山变平地，低洼地被抬起，再加上工业污染严重，排放大量有毒且温度较高的气体……环境的破坏就必然带来气候的恶劣，原来早已形成周期性的大气环流被改变，海洋环流也被改变，气候当然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地理因素：除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这种天气系统外，地理因素也是高温炎热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高温炎热城市基本都处于山谷、河谷、盆地等低洼地区，空气流通性差，风力较小。因此，在太阳辐射下，温度升高很快。靠近山的低洼地区容易出现 “焚风效应”，也是出现高温的原因之一。“焚风效应”是指由于比较潮湿的空气在迎风山坡上升时，水汽凝结成雨，到山顶后空气已变得比较干燥，然后沿着背风坡下沉增温，此时空气变得更加干燥和炎热。

人为因素：

1961-2013年全国高温日数变化“火炉”城市增多，是气候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结果。城市化逐步改变了先前以绿地为主的下垫面，道路、广场、建筑物等城市下垫面都是由砂石、沥青、钢筋混凝土以及人为烧制的砖瓦和金属等组成，它们表现出与岩石相类似的特性，吸收太阳辐射率比绿地大，反射率则小，因此，更加利于辐射升温。此外，人的活动也使得城市炎热，人类开发的工厂、所使用的汽车都是热源。

全球地表观测资料分析表明，全球气候呈现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尤其近50年全球平均增暖速率越来越明显。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地表平均气温明显升高，升温幅度比同期全球平均值还要略高。因此，人为因素成为造成新四大“火炉”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应对

目前我国也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做出着巨大的努力，总的措施可以归纳为三点：

1.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2. 植树造林，森林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中国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碳交易异地购买减排指标，可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减排任务。

对自然灾害，能预测预报则最好；无法预测预报的，就只能在灾害发生后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这当然是人类应对全球变暖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可以采取的基本方针。但对中国来说，无论采取什么具体办法，面临的困难都会比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更大。（煤供部   陈玉清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