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 尧（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梁晓声（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

丁 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阅读提示

●文学生产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以后，最初的担忧是文学位置的边缘化，而后意识到文学的危机在于价值的边缘化。避免价值边缘化的可能途径，是在市场中坚守文学的审美理想，保持文学的独立价值，否则面临的将不是边缘化，而是文学的死亡

●社会越文明，人心对真诚的感受应当越细腻才是，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麻木不仁了呢？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

●不当市场的奴隶，当然不是不要市场。作家要引导市场，当市场的主人，以自己的美学理想带动美学潮流的形成，让它来影响市场。时代的美学风尚不能只是市场消极选择的结果，而应该是文学创造的结果

●中国近年的文化消费方面，市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作家在坊间的受欢迎程度，往往与其作品的市场表现直接挂钩，形成了市场制导文学消费的格局，文学越来越成为迎合特定趣味的消费品，其生产过程也越来越模式化

张江：文学和市场的关系，常常令人纠结。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走近百姓必须依靠市场。有些时候，文学与市场是一致的，好作品有好市场，流行市场多年的中外经典名著就是证明。但更多的时候，市场背离文学，排斥经典，淹没经典，走俏的只是俗品、艳品。文学是有独立性的，是引导人类精神生活的旗帜，其价值和作用非市场所能衡量。如果把市场标准当作文学标准，依照市场法则经营文学，毁弃的将是文学自身。

文学面向但不顺从市场

王尧：今天的文学生产不仅无法避开市场，而且需要市场，通过市场扩大文学的受众面，从而影响读者的精神生活。事实上，不断调整的当代文学制度也在容纳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这些年来，无论是吸纳作协会员，还是在评奖中增加网络文学类型等，都反映了文学界对“市场”和“大众文化”的重视。

市场对文学的选择，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等同，但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批作家，也影响了文学创作。随着体制的调整以及市场的作用，很多文学杂志放弃了原有的办刊理想，转向适应市场，在克服生存危机的同时却也瓦解了文学的园地。当市场介入文学生产已不可避免时，作家、出版社（或出版商）、读者（或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链条。在文学生产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以后，文学的诸多困境和困惑随之而来。最初的担忧是文学位置的边缘化，而后意识到文学的危机在于价值的边缘化。避免文学价值边缘化的可能途径，是在市场中坚守文学的审美理想，保持文学的独立价值。如果丧失文学的理想和价值，其结果不是边缘化，而是文学的死亡。因此，在任何语境下，作家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文学的世界，才能在市场中获得自己的位置，保持文学的尊严。

对消费主义侵蚀文学的警惕和担忧始于上世纪90年代。文学在80年代重点处理的是与政治的关系，在“二为”方向确定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回到正常状态。在当时，文学的“商品化”问题虽然也引起关注，但不是重点所在。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文化转型给作家、文学创作和文学秩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

我们不能否认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在市场中获得合法的利益，但这不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文学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市场选择文学，读者改变作者，但文学同样不能放弃对市场的选择，对读者的塑造。单向的选择和塑造无法建立起有序、健康的文化生态。在我看来，这些年来文学在引导选择市场、塑造读者方面的成就令人担忧。当作家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创作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时，由此而来的作品只能淹没在市场的潮流中。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文学生产机制不等同于市场机制，作品在市场的成功与否不是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市场不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面向市场，但不顺从市场。在消费主义语境中，文学需要以独特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反映世界。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中，作家需要排除干扰，在浮躁的氛围中沉潜下来，回应现实的关切，承担历史的责任，从而创作出坚守文学理想、无愧于时代也禁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

真正的文学趋义不趋利

张江：市场滋生浮躁，金钱蛊惑欲望，精神日渐枯索。面对如此病象，文学当有所作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栖居地，安详，丰盈，充满诗意和生机。如果文学也沦落，精神将无所归依。文学不是经济，作家不是商人，为文趋义不趋利。文学必须担当。

梁晓声： 商业时代的本质是一种大寂寞，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商业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在商业时代，嘴是可以暗地里计价出租的。“原始积累”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追求财富的欲望成了罪恶的根源。

印刷机每天都在不停地转动。成吨的纸被印上无聊的、无病呻吟的、玩世不恭的、低级庸俗的、黄色下流的文字售于人间，“花边儿”炒成大块儿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整日淹没其中，谁都烦得要命但是无处逃避。

时代淘汰某些事物，真仿佛秋风从树枝上掠下落叶。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越文明，人心对真诚的感受应当越细腻才是，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麻木不仁了呢？

我不认为商业时代文学就彻底完蛋了。因为真正的文学是趋义不趋利的，是有自己的定向与定力的。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人终究不过是时代的奴隶。

我们是有幸的，因为面对缭乱的商业时代，我们不乏对社会历史和当下现实有清醒的认知，并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显而易见，越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存在与作用就显得越发重要。因而，期望他们担负起更重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不只是我们，还有这个时代。

文学的本义是引领和提升

张江：面对市场，今天的文学少了一点骨气和抱负。文学的本义是引领和提升，而不是迎合屈就。文学要有勇气，引导市场，引导消费。时代的美学风尚不能只是市场消极选择的结果，而应该是文学创造的结果。我们应该用精神的力量创造文学的市场。

丁帆：无疑，新世纪以来的消费文化大潮给中国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带来了视觉艺术的狂欢，也给中国文化界创造了可观的GDP，更是成为那些戴着艺术家桂冠和光环的产品制造商们的自动取款机。而这狂欢的背后，我们不得不反思：美学在哪里？

我们的舞台和荧屏、银幕上不难见到一些文化垃圾，有些甚至已经胎生出了消费文化的多种标识性产品，比如“帝王品牌”“后宫品牌”“间谍品牌”……不一而足。我并不反对娱乐性的影视剧和电视节目，而是不满意其背后所潜藏着的价值观的混乱。比如，在某些婚恋节目中，在有些所谓的嘉宾，包括站台的男女“表演者”身上，明显可以看出编导以赢得收视率为终极目标，以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博取观众的狂欢情绪，吊足观众的胃口，这类风靡一时的娱乐节目缺少的是对其中一些糟粕元素的批判性认知，以致“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笑”成为不少青年的价值观追求。当然，这种追求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一旦通过媒体放大，成为一种向低俗滑行的思潮，对民族精神却是有害的，而背后的编导充当着哪种文化价值观的推手呢？“帝王戏”的泛滥更加可怕，其中有一些是背离现代文化意识，赤裸裸地宣扬皇权意识的作品，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荧屏，篡改历史、混淆视听不能不说是这类作品的通病，正史非正，野史不野，编导们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寻求商机和贩卖文化糟粕的。“后宫戏”极大地满足了大众消费中一些人的窥视欲和权术欲，编导考虑的只是吊足观众欲望的商业效果，却丝毫不计其背后所产生的价值混乱——人们将这些心机带入现实生活中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与此相类似，许多“抗战戏”也不乏超出历史的想象。一些“婚恋戏”和“家庭伦理戏”在“一地鸡毛”似的故事纠结之中，表现的只是一些鸡毛蒜皮式的矛盾冲突，而编导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甚至任意让背离人性标准的价值理念泛滥。

在文学创作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受商业文化的冲击，作家们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境遇，一本书能否畅销，成为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甚至，一些作家在创作时会有意无意地放弃小说创作的许多审美元素，而过多地考虑场面效果，考虑作品进入二次商品流通渠道的资本效应。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但是，作家在其间放弃了社会良知、艺术审美和价值认知阐释的权力和职责。

文艺作品除了商业目的以外，它还需不需要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价值观作为它的观念的支撑？文学家不能为市场而写作，而应该追求自己的美学理想，形成美学的潮流，让它来影响市场。不当市场的奴隶，当然不是不要市场。作家要引导市场，当市场的主人。这就要求作家在思想上敏锐，在内容上反映最鲜活的生活，在手法上创新，真正创作出精品力作，创作出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经典来。

精神性与商品性博弈

张江：我们承认文学可以作为商品，也赞成作家获取利益，但是文学与普通商品不同。文学能够作为商品，当然也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却是一种精神属性、意识形态属性，而非一般商品的物质属性。因此，文学的商品性，是以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为前提的。一部文学作品，抽离了精神价值，丧失了意识形态属性，它就是一堆废纸，哪里还有商品性可言？

朝戈金：作家的作品，首先是作家个人艺术创造的产品，这就令作家拥有了对这宗产品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并从其流通和销售中获得经济利益。从这一点来看，投入消费市场的文学作品，既是作家思想和艺术的结晶，也是可以出售、供人消费的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也必然会成为商品。这就给文学作品的生产和消费都带来了其独特的二重属性，即兼有意识形态性和消费性。

意识形态属性使文学具有影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随着文学的历史发展、随着时代的律动而升沉起伏。在大变革的时代，文学的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号召力量、指引力量，就会由于杰出作家对时代脉动的敏感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而显得格外强烈和有力。

文学的娱乐作用和消费品属性，当然也是文学的重要特质。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往往要考虑消费市场，许多出版商会在推出某个作品时，介入并影响作品的最终面貌——作品名称、叙事策略直至版式设计，都熔铸了出版商的市场考量。作者也往往会屈从出版商的种种改动，以谋求市场效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作家和出版商之间，是有默契的。

中国近年的文化消费方面，市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作家在坊间的受欢迎程度，往往与其作品的市场表现直接挂钩，形成了市场制导文学消费的格局。多数情况下，出版商比作者对市场更为敏感，更有市场策划和销售经验，也更看重其推出产品的市场表现。于是，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很难避免这样的选择：或者主动地考虑市场受欢迎程度，或者被动地与出版商协商出版策略。

那么，消费趋向和市场考量下，文学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从诸多中外文学的情况来看，普遍的问题是文学越来越成为迎合特定趣味（往往是低俗趣味）的消费品，其生产过程也越来越模式化（有时以团队制作形式出现，有如批量制作商品），从而降低制作成本、提升商品和生产商的知名度，等等。文学在这种思潮的裹挟下，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力量和文化责任，越来越难以触及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探索人性的深度，相反，不断地从通俗向低俗发展，从娱乐向享乐发展。如果说文学经典是“耐用消费品”的话，那么这种市场化的文学则更像是“一次性快餐”，营养有限，不值得细细品味，够不上高层次精神享受和陶冶。

张江：影响力不等于生命力，占有市场不等于占有文学。历史更需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对民族的精神成长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期待中国作家能放开视野，在市场效应之外，创造出更富有生命力、更切近文学本义的作品。

      （载于201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闻君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