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作者李春雷，摘自新华网）
农历癸巳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忆大山》，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经《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后，引起国人强烈关注。腊月二十三，我赶到正定，拜访了几位当事人。旧事重温，感慨良多……
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
但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顺利。
关于这次见面的地点和人员，坊间流传多种说法：有说是在大山家里，有说是在其办公室，有说他正在与众文友聊天，还有文章明言在座者只是李满天。
采访中，笔者曾多方考证，得到的事实是：当天晚饭后，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一起去寻访大山。先是去家里，不遇，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
李满天不是他人，正是经典歌剧《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理者，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在正定县体验生活，是大山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彼时，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文友讨论作品。他当过老师、编剧、导演和演员，博闻强记，口才极佳。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到处是文学青年，到处是文学论坛。他的屋内，更是常常访客盈门。
李满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虽然态度谦恭，满脸微笑，但毕竟年轻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或许正是因此，当两人进来的时候，谈兴正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
近平悄悄地坐下来，静心地听，耐心地等。
等了一会儿，趁大山喝水的间歇，李满天上前介绍。大山这才明白，面前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接下来，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
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抑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贾大山还不到40岁，已获得全国大奖，作品收入中学课本，声名正隆，风头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依然笑容满面。
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但不一会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主人和客人，已经握手言欢了。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空气中飘浮着寒意，也一定弥漫着芳香。因为，所有的花蕾，已经含苞待放了……
正定古称常山、真定，春秋时期为鲜虞国。秦立三十六郡，常山有其一。自汉至宋元，真定始终居于冀中南龙首之位，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明清至民初，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14个州县，皆属正定府辖区。
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设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均用青条石铺基、大城砖拱券，并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这种格局十分鲜见，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内，有九楼四塔八大寺，更有着众多的商铺、戏院、酒肆和茶楼。“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此之谓也。
古城正定，敦厚、传统且深邃，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叶芽和花穗，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氧气。
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家境小富。说起来，他的出世颇具传奇。父母连着生产八个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诞下这个男丁。他从小备受宠爱，吃、穿、玩、乐悉听尊便。他喜欢京剧，爱唱老生，还能翻跟头，拿大顶。他更爱好文学，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
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历史等原因，大山未能走进大学。他先是去石灰窑充当壮工，后又被下放农村。
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这两种文化交融发酵，蒸腾升华，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197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取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折桂，成为河北省在“文革”之后摘取中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人。无限风光，一时无两。
大山身材中等，体魄壮实。关于他的面貌，他的朋友铁凝曾经有过一段精准的描述：“面若重枣，嘴阔眉黑，留着整齐的寸头。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动，这便是人们经常形容的那种‘犀利’吧。”
贾大山，的确是一位奇才。
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打腹稿。构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冥想，一枝一叶，一蘖一苞，苞满生萼，萼中有蕊，日益丰盈。初步成熟后，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广益。众人坐定，只见他微闭双目，启动双唇，从开篇第一句话，到末尾最后一字，包括标点符号，全部背诵出来，恰似京剧的念白。他的记忆，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屏幕。朋友提出意见后，他仍在腹内修改。几天后，再次咏诵。
三番五次之后，落笔上纸，字字珠玑，一词不易，即可面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志敏。他们告诉我，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是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两条甬道，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砖蓝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烟呢？名曰“荷花”，每包1角5分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开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押，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窑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浑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秋后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绛。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广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增加集体收入，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取经》《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问，‘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年初夏，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他指示修缮保护。
“岸下惨案”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近平请人挖掘整理，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交往就要一年了，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作为地主，大山总是自责呢。邀请过几次，他总是笑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何必要喝酒呢。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
近平怔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雪里蕻炒肉、莲藕片、花生米和凉调菜心。主食呢，就是涮羊肉。没有专用火锅，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权当涮器。虽然器具简陋，但材料却不含糊：麻酱、韭花、蒜末、香菜、酱豆腐一应俱全。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炭火红红，蒸气腾腾，几杯小酒下肚，话题也热烈起来，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文化局下属剧团、新华书店、文化馆、文保所等七家单位，三四百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情况复杂，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却长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局长！”
大山惊呆了。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分管领导，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大山成熟稳健，刚直正派，不仅善写小说，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但大山不是党员，无意仕途。不过，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于是，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并获得了通过。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近平说：“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还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
大山难以置信：“可是，我不是党员啊。”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正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士为知己者死。大山是一个文化人，却又是一个血性汉子。
在这里，且讲述几个细节。
常山影剧院，被称为正定的“人民大会堂”，县里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但这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木结构建筑，已成危房。近平提议重新建造。为了保证质量，为了保证工期，大山毅然决然地把铺盖搬到工地，日夜监工，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内。
正定隆兴寺是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更是一处国宝级文物。但由于年代久远，破破烂烂。若要全面修复，需要资金3000万。如此巨大的投资，是当时全国文物系统除了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为此，近平频频出面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前来考察评估，而大山则奔走于京城、省城和县城之间，往返数十趟，直累得心力交瘁，胃肠溃疡。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牙关紧咬，冷汗直流。由于长期出差在外，药罐只得带在身边，白天跑工作，晚上熬中药。最后，终于得到上级部门大力支持，落实巨资。
这项浩大的工程，还需要征地60亩，拆迁60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千难万难，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
至此，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
春节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时候，却正是他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九处国保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易着火。每逢此时，他昼夜巡视，废寝忘食。别人劝他，他说：“祖宗的遗产，国家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啊！”……
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辉煌的时期。
历史已经证明，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到了最大力量。虽然极其苦累，但也极其快活，极其酣畅。
不啻说，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意、最幸福的文人！
……
这期间，近平升任县委书记，工作更忙了。但他仍然忙中偷闲，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约见面，夜聊。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岁月如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
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大山已经休息。突然有人敲门，近平请他去一趟。
原来，近平要调走了，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夜，送走所有同事，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好在，这个时间，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
关于这一次离别，大山后来从未提起。倒是在近平的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两人分手时，正好又是凌晨三点。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四目相对，心底万千话语，口中竟无一言。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县委大门敞开着。
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他一言不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
妻子以为他病了，催他吃药。他摇摇头，慢慢地说一句：“习书记调走了。”
49岁那一年，大山辞去局长，功成身退，回归文坛。
这个时候，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现，他的小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禅意浓浓，芳香四溢……
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那么后期的他，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笑看风云，其乐融融。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大山名闻遐迩，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学市场清凉。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但他笑笑说，不要麻烦你们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贾大山，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但他没有忘记正定，没有忘记大山。每遇故人，都要捎来问候。每年春节，都要寄来贺卡。
但大山却鲜有回应。他知道，他的年轻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
1995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绝症，近平十分挂念。1996年5月，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春节之前，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专门去医院看望。近平后来写道：“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近平没有食言。仅仅十多天过后，1997年2月9日，正是大年初三，他专程赶到正定。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那张桌子，那个茶几，那一对沙发。只是眼前的大山，枯槁羸弱，目光暗淡，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
近平强作笑颜，佯装轻松，提议合影。大山说，我这么难看，就不要照像了吧。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倚靠在被垛上，挺直身子。近平赶紧凑过去。
11天后，大山走了。
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陪同他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癸巳年末，我去正定采访。
大山的家里，一切依旧，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当年的房屋，当年的木床，当年的书桌，当年的茶几。坐在那里，凝视时空，如幻如梦。恍恍惚惚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隐隐约约里，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笑声。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伫立在时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永恒的朋友……
哦，朋友，朋友，两心如月，冰清玉洁，肝胆相照，辉映你我。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契合伟大时代的中国精神
——读纪实文学《朋友》有感
作家李春雷的纪实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载于2014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作品以现实主义笔调，深情地讲述了习近平与作家贾大山之间一段高山流水式的朋友情谊。这段故事浸透着古风佳话，揭示了一个朴素而发人深省的道理：领导干部交友不只是个人的事，更关乎党风、民风，以及国运兴衰。领导干部交友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整个社会。
突出了“厚德载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概括：“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交往构成社会关系。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介质。
这种介质的内涵，正如古人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朋友之间的情感也应该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来相互勉励、促进，以厚德载物的使命感来建立共同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朋友，是人的生命履历中最宝贵的情感财富，是人类社会相伴而行的群体细胞。
“习贾之交”自始至终彰显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情怀，他们把友情建立在相互砥砺、共同追求的基础上，把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追求作为朋友交往的内在动力，充分显示出了志存高远的人生境界。
《朋友》中，作者写道：“近平悄悄地坐下来，静心地听，耐心地等。”这充分表现了习近平的沉稳持重和优雅修养。
文中还披露，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尽管这话是贾大山压低声说的，但依然可见他的快人快语。
这些段落读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尤其是这些故事发生在领导干部习近平和普通作家贾大山之间，其情感的震撼力就更加强烈。
这样的率性和随意，是两人友好交往的首要前提。他们在事业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兴趣、追求和友谊，堪称“君子之交”。这样的交往不因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反而历久弥新。习近平因工作调动去了福建，仍然挂念着远在河北正定的贾大山。当贾大山卧病不起时，习近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两次看望他，并守在病床前久久不忍离去。
习近平和贾大山的朋友之交，为我们交友树立了楷模。他们的友情没有当下人际关系中那种庸俗气，有的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彼此相通；他们的友情没有当下人际关系中那种虚假气，有的是坦诚的沟通、信任和鼓励。他们用自己的真诚，书写了朋友的真实故事，演绎了崇德尚义的传世佳话。
“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只有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达到常态化，全社会风清气正，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贾之交”的情感力量，与现实生活中那些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明显对比。所以说，《朋友》是社会情感的净化剂，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社会价值。
彰显了以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中国精神”
中国士人历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优良传统。30多年前，习近平、贾大山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和普通的文化人，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执着的学习精神、炽烈的工作热情和真挚的朋友情谊，激发出一种自强不息、进取求变的精神动力。
《朋友》写道：“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可见，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建立在心灵相通之上的，越是超越世俗的交往，情感越纯洁，友谊越深厚。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写道：“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而在贾大山眼中，年轻的习近平知识渊博，而且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
这是一股舒展着的清新风气，必将影响到社会。朋友关系既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必然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必然深刻影响着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实际上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有效评价指标。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走向。社会风气始终需要高尚的精神去引领，使它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习贾之交”不仅仅是一位领导干部和一位知识分子的朋友交往，而且通过这个故事诠释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在当下中国，这种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合称中国精神。
习近平指出，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时代，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李春雷在谈到创作体会时说：“在采访中，我深深地被一种精神所感动，他们那种勤于读书、善于学习，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端正友谊、完善人格的精神，确实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后来我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中国精神吗？在创作中，我试图把这种精神内化在作品中，让它激励更多的人。”
在当下，弘扬这种精神应是责任和理想，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工作者，更要有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远大理想和责任担当。
树立了领导干部交友的光辉典范
《朋友》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媒体纷纷转载。这是因为作品抓住了“习贾之交”的精微，表现了真情、善感、美行，写出了精气神。
朋友，既有私交更有公务。在当今社会，“君子之交”似乎成了稀缺之物，有不少还是“酒肉之交”“利益之交”，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把“交友”作为敛财或升迁的途径，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和正义原则。
“习贾之交”与这种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在一起时主要谈工作、谈人生、谈志趣。习近平在回忆贾大山时说：“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这既是对朋友的深情缅怀，也是对他们共同志趣的热情回忆，更是对当下端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一种鞭策。
“习贾之交”表明，领导干部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考察广东时强调：“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这些观点，在《朋友》中亦有明显体现。文中有一段描写贾大山的段落尤其感人：“春节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时候，却正是他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九处国保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易着火。每逢此时，他昼夜巡视，废寝忘食。别人劝他，他说：‘祖宗的遗产，国家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啊！’……”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介绍了贾大山为人为官的作风：“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
领导干部应该有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情怀，应该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境界，应该有光明磊落、心系天下的胸襟，争取成为“三严三实”的人民公仆，真正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展现了纪实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普通的应景文字，可以图个一时之快，但难以长久，更无法传世。而真正的文学精品，是写给当代的，写给世界的，更是写给历史的。纪实文学作为传统的史传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的脊梁。从《战国策》《左传》到《史记》，现代文学史上的《包身工》《1936年春在太原》《白门秋柳》《冀中一日》和《西行漫记》，到当代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根本利益》《寻找巴金的黛莉》和《木棉花开》等，无不展示出纪实文学的独特魅力——真实感人的艺术震撼力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朋友》的创作也是如此。在严格坚守真实性的同时，作者特别注意调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整体行文叙事中，作家借鉴了古典小说、古典散文的笔法，变换视角，延伸思绪，杂以闲笔，多用短句；在结构布局上，作家追求自然、浑圆的感觉，看似随意，实则有心。
比如细节处理。那一对唐三彩骆驼和马，三处出现，都有特殊用意。第一处，是在习近平办公室，“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在这里，说明习近平有着很多真情朋友。这是朋友赠送的，将来又赠送给朋友贾大山，真情传递，温暖人心。第二处是送别时，大山抱着习近平的两件特殊赠品回家。在这里，作家并没有写赠送的过程，因为那样写免不了要虚构对话等，会降低其真实性。这样处理，删繁就简，更含蓄、更真实、更感人。第三处，是文章结尾，作家坐在两人当年经常会面的小屋里，大山走了，但唐三彩依然挺立在时光流影里，崭新如故，虽然默默无言，却寄寓着友谊永恒，真情永远。
在语言运用上，《朋友》简洁而精妙，蕴藉而饱满，自然成态，芳香浓郁，充分展现了现代白话文的神韵和魅力。
在作品的思想性上，作家也有着更多的“用心”。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的现实主义作家，李春雷试图给社会大众，特别是官场提供一些思考。比如，不管是从勤于读书、善于学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角度看，还是从严于修身、完善人格，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的角度看，“习贾之交”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如果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角度看，就更有借鉴意义了。
所以说，《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作为一篇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完美的纪实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纪实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
“习贾之交”是一段值得称颂的真情故事，是古代经典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和提升，它会像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等历史上的著名成语故事一样，为中华文明史留下一段佳话。网络上已经有人注册名词“习贾之交”，相信会有一个更恰当、更准确的成语，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留传下去。
（郑万里张雷 《 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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