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风俗”是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

宋代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楼钥，他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风俗败坏离亡国就不远了，风俗好了就好像一个人元气充盈，非常强劲，这个国家就有前途。

刑罚不能替代道德引领

古人认为，治理一国之民首先要靠道德引领。《礼记·礼运》中说：“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刑肃”，即刑法非常苛烦、非常严厉，而风俗又非常凋敝，这个国家民心是不会归向的，这种出了毛病的国家叫“疵国”，这种统治方式不能长久。

要把好的教化推广开，是个很艰苦的工作，要到各个州、各个县、各个村子里去深耕。两汉政府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选学问和德行兼优的人来做，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会风俗的引领者。

我们举韩延寿治颍的例子。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带，一些豪门大族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还彼此恶斗，地方上不得安宁。

政府一开始派赵广汉去做太守，这个人行事果断，到任后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采用一些权术挑动当地权贵之间的矛盾，然后快刀斩乱麻，抓一批、杀一批，很快把局面搞定了。

这种完全靠刑罚治国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这种治理给不了的，完全靠刑罚治国不能长久。后来政府派韩延寿过去，他到颍川之后，约见20多名德高望重的长者，讨论如何施行道德教化，达成共识。然后，他在当地办学校，学习礼仪，敦厚伦常。例如，行成年礼，旨在让每个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再如婚礼，让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建设，才能“合二姓之好”。这些礼仪形式非常温和，非常典雅，为民众喜闻乐见，推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风气完全改观了，好到连坏人都不敢进去。由此可见，两种治理的方法带来的后果完全不同。

乡约有利于导俗维风

宋代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最多，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不少知识精英意识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乡村移风易俗。陕西蓝田县吕氏四兄弟，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从事的行业上，要互相鼓励；发现对方有过失要及时互相规劝，别让它恶化；以礼俗相交，出现患难时要互相体恤。《吕氏乡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民间开始自发地移风易俗，标志着中国乡村自治正式开始。

《吕氏乡约》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到了海外。10多年前，我访问韩国庆尚南道，发现那里有一个县也叫蓝田县，他们在朝鲜时代就接受了《吕氏乡约》，出于向慕之情，将原有的地名改为“蓝田”，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吕氏乡约》的要求生活，至今犹然。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他曾经在江西的南安、赣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这一带做巡抚，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所到之处热心地创办书院。当时赣南的民风很差，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一出问题就抓人，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受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他制定了《南赣乡约》，提了16条移风易俗的措施，具体且有很强的操作性。

王阳明深知，自己作为地方长官，一定要为民表率，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他在衙门前面放了两个箱子，一个上面写着“求通民情”四字，征求百姓对全社会的意见；另一个上面写着“愿闻己过”四字，请百姓为自己提意见。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当地的乡风民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改善的。

全国各地有很多著名的乡约，历代学者对乡约所起的作用都给予高度评价。比如清代贺瑞麟就说，“乡约法最关风化，务各力行”，意思是乡约意义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说“导俗维风，莫善于乡约”，建设与维护好的乡风民俗，没有比制订与践行乡约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说“乡约为善俗之要”。可见，我们要想有好的风俗一定要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

当代仍需要移风易俗

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不同，如果我们把自己抛弃了，那我们作为中国人存在的理由就没有了，因为民族、国家是通过文化来分别的。所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中华有很多民族，这么多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里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我们可以不断地把中国文化丰富起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百花园里的一朵，才能不断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社会的进步是在不断地移风易俗，旧的风俗推倒了，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移风易俗还有没有空间？我认为肯定有。

比如说，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追星。其实我也追星，追星没有错，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很多看过王铁成演的周恩来，我对这个演员有崇敬之心，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律己甚严，本身就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他非常敬业，为了演好晚年得了癌症的周恩来，他节食几个月，体重下降几十斤，这就是牺牲精神，这样的演员当然值得我们去追。问题是现在年轻人追小鲜肉，追的是他们浮华的生活。

我有一次坐飞机，邻国的一个演员也在这架飞机上，有的追星族专门买了头等舱的票，就是为了要跟他挨在一起，飞机飞到上海以后，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像迎接圣贤一样在那里呼喊、奔走。这里没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有些大咖演员演一个戏可以找十几个替身，台词都不要说，只要“1234567”就能挣巨额的酬金，一旦追慕这类大咖的人多了，成为一种风俗了，势必会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影响社会的发展。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怎么解决，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造就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的风俗。

（总公司办公室转载，作者：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