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企业家能力与创新

　　企业家的突出能力之一，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他能想到。企业家的这种能力来自于他的想象力，这是多重知识的组合能力。但是只想象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具有把想象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产品并得到市场认可的能力。

　　这个世界上有想象力的人可能很多，但是把想象力变成行动、变成产品，并得到市场的认可，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不多。

　　对于企业家来讲，创新就是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从解决技术问题开始，而不是像学者或思想家一样只是抽象地谈创新。企业家的每个创新都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一开始可能只是想降低成本，或者让消费者体验好，并不是要改变世界，但最后可能真的改变了世界，而且改变的程度完全超出企业家本人最初的想象。比如蒸汽机的最初目的是想替代人工用于矿井排水，后来在博尔顿的鼓励下，瓦特把蒸汽机由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蒸汽机就逐步替代人力、马力、风力、水力，最后成为通用动力，不只驱动石磨旋转，带动纺织机，而且牵引火车，推动轮船，还可以发电，把机械能变成电能。

　　02　　保护利益会阻创新

　　创新依赖于法治。今天人们不断强调法治，这是好事。但在我看来，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很不到位，甚至可以说错位。比如我们经常讲要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小股东利益，保护员工利益等等，这些观念都是错的，因为利益是没有办法保护的。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有可能同时在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我开一家餐馆现在生意还不错，有人新开了一家餐馆后，顾客更喜欢去他那儿，我最后破产了，能不能保护我的利益？如果保护我的利益，就有可能损害顾客或者新开餐馆的利益。

　　我特别想进一步强调，保护利益的观念与创新不相容。创新需要保护的是权利，而不是利益，不要把权利和利益弄混淆。保护利益是政治不是法治，法治的本质是保护权利，政治才强调保护利益，因为政治本质上就是利益平衡。

　　理查德·阿克赖特当年发明水力纺纱机，大量手工纺纱业主破产；英国工程师斯蒂芬森父子发明火车，结果造成原来庞大的运河运输被废弃。手工纺纱工和运河公司的利益应该被保护吗？

　  爱迪生发明电灯照明系统，结果摧毁了传统的煤气照明系统；汽车出现后，原来饲养马的人、提供马厩的人、制造马车的人、赶马车的人，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蒸汽轮船的最后成功，使原来的帆船运输退出主流市场；印刷机的发明，让数十万抄写员失去了工作；电子激光排版系统的出现，使得数十万排字工没有了工作；新媒体使得传统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风光不再，甚至难以为继；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受损者的利益我们应该去保护吗？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去保护，除非我们拒绝任何创新。

　　每个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使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如果保护利益受损方，就必然妨碍创新的进程。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利益保护跟创新冲突。

　　从历史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创新不曾受到抵制和反对。因为如熊彼特所言，创新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一定会破坏一些人的既有利益，这些利益受损者反对创新是自然的。利益受损的人比较集中，容易组织起来，反对声音当然会比较洪亮。

　　创新的大受益者是消费者，他们有了更多选择，需要支付的成本不断降低。但消费者人数众多，又互不相识，除了通过购买行为表现出的对新产品的偏好外，他们只是偷着乐，不大可能发出支持创新的声音。

　　所以，有位技术史人员曾说，每个创新都出生在一个不友好的社会中，敌人很多，朋友很少，只运气特别好、特别坚强的人才可能生存下来。

　　03　　法治要保护的是权利

　　法治不是保护利益，法治只能保护权利。

　　权利是什么？权利不是特权，而是我们可以平等享受的东西，你享受，我也享受，相互兼容。

　　真实世界里的好多权利是人类历史演化出来的，比如我们在排队的时候讲究先来后到，为什么后来的人要尊重前面人的权利？因为如果后来者不尊重先到者的权利，比他更后面的人也会抢走他的先到权。尊重权利对大家都好。

　　从法理上讲，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康德理念中的“命令”。命令意味着规则一定有普适性，不能只适用于一部分人。我自己愿意将其作为权利的东西，我也愿意别人将其作为权利。这才是真正平等的权利。法治变成一个规则意味要所有相关人都适用，是一种“命令”。

　　权利也如同孔子2000多年前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你不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也不应该那样去对待别人。

　　权利是公平的。亚当·斯密所称的“公正的旁观者”，指的就是在看待什么是正义的时候，每个人不要站在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而要站在独立公正的第三方的角度。20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有一个比喻——“无知的面纱”，即只缔约各方都对于未来自己处于什么地位无知时，制定的游戏规则才合乎公平。这就像我们分一块蛋糕，分蛋糕的人不知道谁会拿到哪一块，分的时候才会公平，否则就容易偏心。

　　法治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但不能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利益与权利有冲突，而且利益损害是相互的。假设某个新服务侵害了我的利益，当政府禁止这项新服务的时候，其实也相当于反过来我又侵害了对方的利益。如果不禁止，对方岂不是可以活得好、赚更多的钱？很多舆论、政策提出保护利益，说法很好听，但是与法治精神相冲突，对创新更不利。

　　我还想再进一步强调，法治社会不应该对创新的领域设置限制，说有些领域创新是对的，有些领域创新就不对。事实上人类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传统的领域开始。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和冶金业开始，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行业，同样是创新的领域。没有一个行业不可以创新。创新是从一个生态系统中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生态意味着什么物种都不是多余的。很可能有的人只是为了套利，但恰恰给别人提供了创新的机会。不要以为禁止了地产商，就会出现科技。

　　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让每个人的创造性得到自由发挥，他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事情，要约束的是他不能侵害别人的权利。只要我们坚持做到这一点，中国一定会出现改变历史的创新，而且这样的创新我们今天可能根本就想不到。

　　最后再强调一句话：创新不可预测，多留给企业家自己去判断。

（总公司办公室摘录，作者：经济学家 张维迎）